编者按：近代以来，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率先完成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居于领先地位。这些国家的学者对他们的现代化道路做出理论总结，即现代化理论，并将它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普遍模式推荐给发展中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亚非拉地区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开始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但在循着现代化理论进行现代化建设中纷纷遭遇挫折，于是开启了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的进程。其中，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上成效最为显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迅速提高，目前稳居世界第二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可逆转。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当然，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需要继续开拓、探索。回顾、思考现代化建设历程，有助于深化认识、拓展视野、增强道路自信。为此，本刊约请五位学者撰写专文，希望能对当前的现代化研究有所推进。

德国现代化进程的三种解说评析

孙立新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德国研究中心教授

现代化理论既是一种社会转型理论，又是一种历史发展理论，并且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它在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社会学家制定，先是向“第三世界”国家指出一条以西欧—北美历史经验为导向的经济政治发展模式，许诺这些国家可以较低的成本迅速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化概念进一步演化成一个“普遍范畴”，并且出现了一系列“系统化”尝试和指标规定。不少历史学家也以这些指标为尺度，对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近现代历史展开评估性研究。

联邦德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很早就引进现代化理论并据此考察德国近现代历史。但因德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屡遭挫折，希特勒纳粹政权发动侵略战争、实施种族大屠杀的“反人类”罪行臭名昭著，德意志民族的声誉受到严重玷污，从现代化角度解说德国历史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如何对待“历史重负”问题，各种各样的解说也显而易见地承载着解说者个人或群体的学术理念和政治诉求。考察这些解说，不仅可以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德国现代化历程的曲折复杂，也可以更深刻地洞察当代德国历史科学和政治文化发展的新动向。

对于联邦德国史学界有关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的研讨情况，已有学者撰文做了比较全面的概括性综述。本文尝试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针对三种与德国现代化进程相关的解说进行更具体深入的剖析。

一、韦勒的解说

1973年，比勒费尔德大学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1931—2014年）出版《德意志帝国》一书，运用现代化理论衡量德意志帝国历史，提出了一种批判性的德国现代化进程解说。

在这里，韦勒从德意志帝国的创建出发，以政治统治为重点，凸显了“前工业精英”为捍卫其传统的统治地位、抵御新生力量冲击的“防御性斗争”。

对于韦勒来说，创建时的局势暨初始状况具有一种塑造性决定意义。他认为，在19世纪上半叶，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及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为统一德意志国家与资产阶级自由派进行的权力斗争，以及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进行的三次王朝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德国现代化进程。由于1848—1849年资产阶级革命惨遭失败，德意志国家统一是依靠普鲁士封建王国比较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建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小德意志”王侯联邦方式实现的；民主制度未能建立，资产阶级无缘执掌国家政权；旧的君主专制政体得以保留下来，霍亨索伦王朝、容克贵族、军队和官僚等传统势力居于统治地位。

当德意志帝国在19世纪中叶迅速克服经济落后状态、在19世纪末上升为世界上最主要工业国家之一时，其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仍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封建君主和容克贵族继续控制国家大权，并且为了维护现状、确保其统治地位，极力采取“团结保护主义”“社会军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等一系列“策略”，力图在国家和社会已经因为经济发展而发生严重分化的局势下，建立包括农民和部分旧中间等级在内的“大农业—重工业精英联盟”，将一些反民主的利益集团纳入国家政治生活；加强对经济的干预，以“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克服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压制、诋毁、分散，或者部分地整合“帝国的敌人”；巩固甚至加剧与经济和教育机会相关的社会不平等，阻碍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歧视少数民族，排挤自由党、中央党、社会民主党等反对派，致使德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未能跟随不断高涨的经济现代化而相向同步发展。

已经僵化过时、落伍于时代的社会政治结构和统治制度连同它所支持的思想意识虽然足够强大，以致到1918年秋天还能比较有效地操控整个社会，但也不得不付出巨大代价。没有解决的各种问题不断累积，政府应对危机的长效解决办法越来越少；统治者们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根据时代要求进行内部改革，不断加剧的危机导致帝国处于“准瘫痪状态”。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帝国统治者们最终选择了“攻击性的防御政策”，企图在对外扩张中寻求释放内部压力的出路。结果却是战争的失败、革命的爆发和旧政体的灭亡。

不仅如此，德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心理结构具有较强的恒定性和顽固性，可产生深远影响。建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废墟之上的魏玛共和国非常保守，根本不能与过去彻底决裂，各种有违时代的旧传统保留下来。前工业的政治精英及其准则和理想仍然具有很大影响力，敌视民主的因素大量存在于政党和教育机构之中。对德意志国家思想的执着坚持、官僚政治的神话、等级落差、阶级对立和政治性的反犹主义操弄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议会民主制度的失败和右翼极权主义（即纳粹主义）独裁统治的建立。由此可见，从德意志帝国在保守基础上形成到“第三帝国”的建立，其间存在着一条延绵不断的历史连续性线索。

作为一位在20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德国左派历史学家，韦勒亲近西方，崇尚自由民主人权理念，秉持改良主义思想，是“批判的社会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他对“第三帝国”的罪行保持一种极其严肃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探讨纳粹主义的起源和走出“德意志灾难”的道路。

韦勒坚决反对保守派史学家在编纂19和20世纪德国历史时采取的民族保守主义立场和自我辩护态度，坚决拒绝保守派史学家把俾斯麦创建的帝国视为符合德意志民族利益，把“第三帝国”说成是德国历史传统的断裂、与德意志帝国没有任何历史联系的“反常现象”的观点。韦勒指出，德国的激进法西斯主义连同其战争政策并非欧洲社会的总体问题，而是与1933年以前德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状况密切联系的。因为在1929年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爆发后，并非所有西方国家都蜕变为法西斯主义，只有德国如此。仅仅用一战失败、战后的通货膨胀、世界经济危机和社会国家的匆忙建设等短时间、临时性因素说明魏玛共和国崩溃和纳粹政权建立的原因是不够的，必须把“德意志灾难”置于长时段的进程和结构之中。正是基于这种深刻的历史反思，韦勒在德意志帝国成立100年后，运用现代化理论对它作出批判性评估。

联系马克斯·韦伯的现代化理论，韦勒指出，现代化是一个日益趋向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官制化和个体化的进化过程，是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可以从经验上予以验证的。现代化还是衡量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水平的评价标准。虽然不应过度肯定西欧—北美同样具有历史局限性的发展模式，但要承认工业化是推动现代世界发展的伟大运动力量之一，社会关系和政治的现代化应当从属于不断进行的经济现代化。因为“一种向法律上更加自由、政治上更负责任、更成熟的、拥有代表团体的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是与包括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制度变革以及社会变化在内的工业化相适应的。而相关的代表团体的代表们对政治负有责任”。在没有形成自由主义社会和国家宪法的情况下，经济现代化将导致越来越严重和尖锐并且几乎无法和平解决的紧张局势。

德国现代化进程的悲剧就在于工业现代性与社会政治落后之间形成了巨大落差，通过民主化实现经济与社会政治的同步发展这一时代要求、经济发展与社会关系和政治发展的必要同步在德意志帝国时期没有实现。以经济现代化为一方面与以受到阻碍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现代化为另一方面的两者之间产生严重的不协调，其负面影响一直持续到1945年纳粹政权覆灭之际。联邦德国理应汲取这一历史教训，主动向西方靠拢，大力开展民主建设。

韦勒运用现代化理论对德意志帝国的结构性缺陷进行了批判分析，对那些严重阻碍自由民主发展并在当时和后来产生致命后果的因素进行了严肃思考，比较深刻地阐明了导致纳粹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论证了联邦德国西方化、民主化的政治合法性。这种批判精神难能可贵，充分体现了联邦德国左派史学家高度的政治觉悟、正义感、责任心。不仅如此，韦勒还创造性地采用了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提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内政优先”“社会帝国主义”等重要命题，表现出强烈的史学革新愿望和努力，虽然引起了激烈争论，却也为联邦德国新兴的社会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然，同所有解说一样，韦勒的解说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主要从维护现行制度方面分析统治集团的政策和措施，着重强调前工业社会成分和专制统治传统在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的顽固存留及其决定性作用，固执于单一功能和单线连续，忽视了功能的双重性甚至多重性，低估了多种连续性重叠交叉、连续性的中断和历史结局的相对开放性，表现出较严重的片面性。

此外，在《德意志帝国》一书中，韦勒主要描写的是近现代德国政治史，不仅因为该书属于约阿希姆·洛伊施纳（Joachim Leuschner）主编十卷本《德意志史》中的一本，而该丛书的主题恰恰是政治史，韦勒在其构建的引导总体论述的坐标系统中，也有意识地将政治统治体制置于核心地位，重点探讨“前工业社会精英们反对新兴力量冲击而捍卫流传下来的统治地位”。

1987年以来，韦勒陆续出版五卷本《德国社会史》。虽然继续强调德意志国家自18世纪霍亨索伦王朝建立以来政治与经济的非同步发展，但也把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看作“原则上组成每个社会同时又相互重叠和相互限定的三个维度”，强调构成一个总体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维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再以国家和宪法、政府和行政管理机构的政策为重点，更不是政治事件本身，而是分析18世纪末直至20世纪90年代德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描述复杂的转型过程的主要特征，说明向这一全新性质的社会形态的转变，从总体史角度阐释德国的现代化。这在较大程度上纠正了原有的片面性，进一步加强了批判性解说的合理性和说服力。

二、尼佩代的解说

韦勒的现代化解说受到慕尼黑大学历史学家托马斯·尼佩代（Thomas Nipperdey，1927—1992年）的严厉批评。与此同时，尼佩代也在着力考察德国现代化的历史，并在其三卷本《德意志史：1800—1918年》中构建了一种与之相对的积极的现代化解说。

尼佩代承认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其中，军队拥有一种不受宪法约束的特殊地位，议会没有决定权。但他认为，帝国首相俾斯麦是一位杰出的“白色革命家”；俾斯麦确立的统治制度除了维护当权者的利益外，还有其他一些独立的根源和组成部分，也具有一定的兼容或适应特征。在这里，官僚机构具有相对独立性，制度的反对者也并非单纯的牺牲品。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领域，俾斯麦体制具有较强、较灵活的变通和改革能力。

此外，统治集团内部的紧张关系和裂痕、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顽固分子与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对立、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围绕自由和平等的关系展开的论战以及公众舆论的影响，也使得“临时性解决方案”和逐步过渡成为可能。其结果不是官僚机构的特权化而是行政管理部门的自由主义成就，不是统治的稳定而是议会化和民主化的不断增长。

尼佩代特别强调1890年以后从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独裁或半独裁到威廉二世“亲政”下的“多元专制统治体系”的转变。由于皇帝、宫廷侍从、顾问、军队、首相、国务秘书、普鲁士大臣、利益集团等多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博弈，立法和预算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国会的意义不断提高。解散国会的威胁和“政变策略”变得越来越无效，中央党和由左翼自由主义者组建的反对派都成为“受人尊敬的”政党，政府也必须依靠它们的支持。在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部分开明派官员与中间派一起，经常顶着右翼强硬派代表的反对进行一些温和的改良。

人口的快速流动，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国民生产的增长，工资收入的提高，妇女社会群体的崛起，经济、文化和家庭类型方面的“现代和资产阶级化”，教育事业的发达，科学技术的世界领先水平，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社会各界对德意志帝国的高度认同，包括天主教徒、左翼自由主义者、资产阶级的制度批评家、社会民主党人和犹太人在内的“帝国的敌人”日益“民族主义化”，并且大多被整合到帝国体制之中。

尼佩代不否认德意志帝国历史中存在一些问题，但主要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过程探寻原因：由现代化快速发展引起的某些社会群体生存状况的不稳定以及他们对现代化的恐惧和忧虑。因为民族国家形成较晚，“德国的现代化在许多方面都是快速而匆忙的，许多非同时事件同时发生，许多紧张局势急速加剧。现代化受损感和痛苦感部分地和在某些时期超过了现代化获得感，特别是经济增长的现代化获得感。”德意志“这个迟到的民族很难在政治上获得相对平静”，可以将此类发展定性为“被驯服和被分裂的、有限的现代化”。

尼佩代是与韦勒同时代的德国历史科学的主要代表，但属于批判学派的“劲敌”。他出身于典型的“文化资产阶级”氛围，喜爱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时代”，也喜欢回顾这个时代。对他来说，回顾19世纪、祖父的世界、父亲的世界，既是一种学术和政治活动，也是个人的生活乐趣。

尼佩代早年十分热衷政治活动，属于历史学家当中富有批判精神和进步思想的年轻思想家之一，并于1968年4月加入社会民主党。但是，当年的大学生运动使他深受触动，开始激烈反对学术研究和历史教学的意识形态化，批评左派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的“社会乌托邦”，最终于1985年退出社会民主党，转而成为自由保守派。

尼佩代难以舍弃其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国家理念，曾经针对左派的民族批判，声称“影响我们的政治文化以及我们的心灵和智力安宁的政治的不稳定性，难以抵御危机、时尚和歇斯底里，一方面是不适、悲观厌世、痛不欲生；另一方面是幸福安康、相对幸运。这两者的奇特混合，代际冲突的异常严峻和价值变化的异常激进……以及对道德化的绝对性要求、对民主的基本共识的侵蚀……这是丧失民族的漫长阴影。”1990年两德统一前夕，尼佩代在瓦特堡公开发表题为《德国人想要并且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反对后民族主义者的傲慢》的演讲。而在《德意志史》第三卷的结尾处，尼佩代特意注明日期为“1991年10月3日，德国统一日”，以此来表达他对“德国统一的意外幸福”的喜悦之情。

尼佩代不仅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其史学思想也与左派史学家形成严重对峙。他反对“后出生的历史学家”只从现在的角度解释历史，以“检察官和法官身份”来审讯祖辈的做法，强调各个时代的独特性，认同兰克所说的每个时代都“直接通向上帝”的观点，呼吁“为父亲和祖父们伸张正义”。

尼佩代也继续信奉“历史主义”信条，坚持价值无涉的“史学美德”和科学的多元主义，反对任何出自政治目的研讨、引导认识的志趣和评估，反对出自科学或意识形态的唯一代表的权利要求。对尼佩代来说，历史学家的价值判断只是表明科学家的价值观和政治态度，并不传达任何需要重构的历史事件的信息。历史学家所追求的只是对早期时代精神的永无止境的接近，同时利用过去的无限财富来丰富现在。

不过，尼佩代并非历史科学的“古董”。无论在主题还是在方法上，他都属于“现代”学派，完全能够从“新式的”角度看待问题。他不再将历史编纂视为相对无污点的资产阶级教育世界的一部分，不相信他自己这一代人会免于历史学家在别人身上很容易认识而在自己身上，特别在自己所处时代很难发现的错误和混乱。他也像约翰·德罗伊森（Johann Droysen）一样，反对兰克“像太监一样”的客观性，批评传统史学“幼稚盲信”的客观主义；强调史学与史实的间距，认为客观性的假设不是一个经验事实，而是一个规范思想。客观性的逻辑不是科学的社会学，也不等同于解放或其他政治神灵。完全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平衡”论述是一个只能接近而无法完全实现的理想。

尼佩代也不满足于叙事性的历史编纂，而是赞成结构分析方法和人类学的深描方法，主张利用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历史，并以此推进历史反思。尼佩代还特别重视历史的文化维度，主张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使结构和思想紧密联系，克服以往社会史的机械论缺点。

在三卷本《德意志史：1800—1918年》中，尼佩代对“漫长的19世纪”德国史和与此同时的德国现代化进程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展示，充分体现了他所提倡的展现历史实际的“全面性”和“多样性”的历史编纂准则；除了一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还十分详细地描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态、家庭和妇女、青年人和教育、宗教思想和科学艺术，以及城市化的历史、概念的历史和“社会的历史”。他的著作主题是多元的，分析是反思和辩证的，特别对“身处过渡时期的人们”的内心体验进行了深入剖析，展现出一幅复杂多变、波澜起伏的经验世界画面。

尽管《德意志史：1800—1918年》广受好评，尼佩代本人也获得过众多荣誉，其现代化解说还是存在严重问题的，而最主要的莫过于美化德国历史、淡化纳粹罪行和历史重负。

尼佩代虽然承认希特勒是20世纪的世界祸患，此人利用德国的条件和已有的资源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罪恶；承认从1933年的视角考察德国历史是合理的，也是富有成效和确实必要的，任何想要逃避这个视角的人，都会落入为过去进行不理智的辩护的立场；但他反对“只”从纳粹主义兴衰角度考察德国历史和把德意志帝国历史视为“第三帝国”前史的做法，他认为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对未来开放的历史时期，既是“第三帝国”的前史，也是1945年以后德国历史的前史。这种说法貌似客观，实具强烈的辩护功能。

尼佩代虽然承认干预国家、关税保护和集中政策是帝国统治者反民主战略的核心内容，但又指出这也是西欧各国普遍推行的政策。尼佩代完全明白“泛德意志同盟”的沙文主义性质，但仍然说德意志人的民族主义是完全“正常的民族主义”。尼佩代还把帝国主义说成是一种欧洲乃至世界现象。德意志帝国这个“暴发户”只是由于其“多动症”而令人不快地引人注目。在尼佩代看来，几乎所有主要民族都深受帝国主义狂热的诱惑，无论在哪里，其“优先选择”均与德国人的选择别无二致。德国人并不像一些“民族批评家”说的那样，比其他人更帝国主义，更痴迷于权力，更好战。至少在这里，尼佩代宣称的“正义的美德”变成了平淡的辩护。

尼佩代还声称历史没有好坏之分。“历史的基本色彩不是黑白的，它们的基本模式不是棋盘的格子；历史的主色调是灰色，有无限的阴影。”这一论断运用于一般历史或许还能说得过去，对于两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元首独裁”、文明彻底堕落的大屠杀，明确的“非黑即白”判断标准却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以灰色为基调的颜色理论，只会将人们引向歧途，产生许多危险的后果。

三、齐特尔曼和普林茨的解说

紧跟着尼佩代对德国现代化进程的正面解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联邦德国的一部分“50后”和“60后”史学家开始从现代化角度评估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及其功能，并且一反占主导地位的批判性解说，转而强调纳粹主义的现代性质及其对德国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在这些“纳粹主义现代化论者”当中，莱纳·齐特尔曼（Rainer Zitelmann）和米夏埃尔·普林茨（Michael Prinz）尤为突出。他们不仅在1991年共同编辑出版了题为《纳粹主义与现代化》的论文集，还分别发表文章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

齐特尔曼在《现代的极权一面》中公然质疑现代化概念的“规范性加载”，反对将民主化视为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民主化与现代化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观点，强调一种不再把“对现在的要求和对未来的期望”加诸现代化进程的“经验性现代化概念”，主张对纳粹历史进行“更公正的研究”。

齐特尔曼认为，独裁统治与自由主义民主两种现象都植根于现代并与现代相伴随。极权主义是现代世界的常见形态。在希特勒的世界观中，对“现代元素”的高度重视与对民主制度和多元社会的坚决拒绝紧密结合在一起；现代主义和反民主主义这两种政治意识形态同时存在于一个“高度统一”的思想体系中。

对于此前已有学者提出的关于“褐色革命”的意图与效果相互矛盾、纳粹主义只是无意识地促进了德国现代化的命题，齐特尔曼很不以为然。他声称希特勒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支持者，十分推崇科学技术，其未来的社会政治愿景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北美模式为导向的，无论在关于大众消费社会的宣传还是在关于机动化的声明中，美国的榜样都可见一斑。摩天大楼和悬挂式大桥都是希特勒梦寐以求的。

齐特尔曼还企图否定有关希特勒反现代主义的农业意识形态的观点，声称希特勒在东方被征服土地上建立农民定居点不是为了启动德国社会的“再农业化”，而是为了消除农业和工业的不均衡，为建立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大欧洲经济秩序”创造先决条件。希特勒入侵东欧各国不仅想获得新的农业用地，而且还想获得新的原材料来源和销售市场，这种做法与西方列强在海外的殖民扩张如出一辙，其结果都是推动了现代化进程。

在齐特尔曼看来，纳粹主义的实践虽然充满了野蛮性，但作为德国现代化历史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它并未阻止而是推动了德国现代化向纵深发展。

普林茨在关于《纳粹主义社会政策中的现代要素的社会功能》的文章中，以总结最新的关于纳粹主义的社会史“研究趋势”和“研究成果”的方式，从生产的“合理化”和社会升迁角度，展示了纳粹时代的“现代发展”，肯定纳粹政权社会政策的现代性和纳粹主义的现代化功能。

在普林茨看来，纳粹政权在解散自由工会之后建立的号称“劳动阵线”（Arbeitsfront）的雇主与工人联盟，是一个推动合理化生产、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组织，其在1934年初颁布的《民族劳动制度法》构成了类似纳粹主义社会宪法的“基本法”，即使该法使用的一些词汇看起来像是中世纪的，其指导下的实践却是站在“时代最高点”的。通过举行职业绩效竞赛、引进绩效工资制度、宣传“劳动之美”和在劳动场所设计中使用劳动科学知识，以及通过纾解身心疲惫的现代大众旅游，“劳动阵线”极大地提高了德国的社会生产。

针对以往学者对纳粹主义妇女政策保守倒退性质的揭露批判，普林茨辩解说，纳粹政权并不是简单地让“所有”德国妇女都回到家中和炉灶边。相反，它把家务劳动和生儿育女的家庭再生产也纳入国民生产之中；废除家庭的自主权，使家庭成为服从国家需要的社会再生产单位。

普林茨尤其强调纳粹政权为缩小工人和职员之间的差距所做出的“积极努力”。1933年，德国工人和职员之间达成了第一份共同的劳资协议。从那时起，为“官员”提供单独的休养所、只给职员发奖金、建立单独的职员协会等做法受到了“严格限制”。在纳粹主义体制内，新的统一雇员身份完全“弥合了”工人和职员之间的差异。“等级”不平等的现象“以一种在德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速度”消失殆尽了。

普林茨还声称，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专业化进程得到了促进，并在体制上得到了保障。在商业和工业职员以及某些技术工人群体等雇员群体中，普通职业考试首次得以推行。同时，在职业精英当中，现代的职业观得到了巩固。纳粹主义从新兴的独立的中间阶层队伍中获得了许多支持者，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支持者。

同齐特尔曼一样，普林茨也罔顾纳粹德国科学研究大幅衰退的事实，片面强调纳粹政权“对社会学的制度化和专业化”作出的“贡献”，声称纳粹政权在大学中创建新的社会学教授职位，使整个人文学科出现了社会学化的发展趋势。即使在历史学等在方法论方面非常保守的学科中，这种趋势也留下了印记。纳粹政权还以一种“惊人的”现代方式处理生态问题。和谐地融入自然景观的高速公路线路、无车辆通行的内城、人行通道，等等，德国社会不可逆转地与现代文明紧密相连了。

与韦勒和尼佩代相比，普林茨和齐特尔曼等人都属于联邦德国“青年一代”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但其政治立场更加明显地向右倾斜了。他们公开拥护民族国家，高度肯定民族国家的连续性，热烈支持国家统一，致力于从1989—1990年“转折”角度重新评估德国历史。而作为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的“学生”和后继者的齐特尔曼，更是一位“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的重要代表和发言人。

齐特尔曼攻击联邦德国建立之初确定的“融入西方”国策和西方化进程，诋毁“旧”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厌恶自1968年以来的精神和政治左转，不满左派在媒体、大学、中小学、教会和政党中的“霸权”，诘责社会的安抚、消费享乐主义、女权主义的文化革命活动、与家庭道德对立的妇女道德、全民族的自我批评或非政治态度，拒绝德国的“特殊角色”，要求回归正常性，附和“新强权政治”。

同尼佩代一样，齐特尔曼也极力反对左派以“民众教育”为要务，把学术与政治“混为一谈”，用政治上的“对”与“错”、“进步”与“反动”来衡量学术成果的做法；重申历史研究客观化、历史观的“常态化”和历史的“灰色图像”等陈词滥调；主张“去意识形态化”和“去情感化”；要求以“不偏不倚”“价值中立”的态度，重新审视历史，通过深入细致的区分，辨明“历史真相”。

齐特尔曼还拒绝迄今为止以批判反思纳粹主义罪行为主导的历史研究，指责这种过度的“克服”行为是“自我憎恨”和“民族受虐狂”，是对国家原则的背离、对民族国家历史的否定和对本民族历史的价值和意义的抹杀。他肆意叫喊打破“禁忌”，摧毁“神话”，宣称要同对待所有已经过去的时代一样客观、冷静地论述1933—1945年的历史，对纳粹主义过去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自由讨论”，以唯一的科学尺度来衡量纳粹主义，对纳粹主义作出“历史化”的“科学”评估。

然而，把纳粹主义与现代化联系起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像齐特尔曼那样否定现代化与民主之间的联系，剔除现代化概念中的民主化指标，那就等于抛弃了现代化核心的价值和积极意义。诚然，经济发展不会自动地导致民主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化不重要。民主政治有助于提高国家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有效地防范内部的和外部的极端主义。拒绝民主化，就意味着对纳粹主义的欣赏，意味着对希特勒和纳粹党颠覆魏玛共和国、破坏民主法治、打击迫害民主人士行为的肯定，这是不能容忍的。

普林茨则把现代化降低到纯技术水平上，把“第三帝国”说成是一个技术官僚领导的、社会政治上有组织的工业国家，陶醉于纳粹政权许诺的机会平等、社会和谐愿景，把“劳动阵线”的纲领计划当作实际发生的情况，表现出强烈的唯意志论色彩。

从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来看，纳粹主义并没有加速德国的现代化，反而起了严重的阻碍和破坏作用。它对政治的理解，它向德国人许诺的“血与土地”，纯属非理性主义的浪漫乌托邦。无论是社会政策还是政府决策，都不是最大程度的理性和效率意义上的现代。“劳动阵线”所发起的“社会改革”，只能通过剥削被占领国家的资源及其劳动力来获得财政支持。纳粹主义导致的不是它自我吹嘘的“福利国家”，而是内部和外部的破坏、不可估量的社会苦难、经济凋敝和文化衰败。

尤其严重的是，齐特尔曼和普林茨都很少提及希特勒和纳粹党犯下的罪行，即使提到也只是用“野蛮方面”之类词语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或者把针对“劣等”族群的灭绝和压迫政策说成是非本质的。普林茨虽然承认“新的自由”在纳粹德国不是无限的，一些“劣等”族群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德意志“族民共同体”之外，但他只是在讨论纳粹政权对于“国家内部的敌人”的政策时才这样说的，而对纳粹政权“种族灭绝”的反人类罪行置若罔闻。事实上，纳粹主义的倒行逆施决非现代化应有之义，而是极端反动的、反现代化的。

结语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三种解说都把现代化看作一个不断进步、积极向上的历史发展进程，都承认近代以来德国在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例如工业化、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合理化、社会流动和升迁、机会平等、福利国家、教育的普及、科技的发达，等等。韦勒虽然对德国现代化进程持批判态度，但主要是为了指明一条政治与经济同步现代化的正确、健康的现代化道路。尼佩代则力图证明“漫长的19世纪”的德国历史的“清白”。齐特尔曼和普林茨直接赋予纳粹主义许多积极特征，强调纳粹政权对德国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三种解说的最大差异体现在对德国“历史重负”的不同态度上。韦勒坚决反对任何推卸责任甚至为纳粹罪行进行辩护的企图，坦诚对待本民族历史，严肃认真地接受历史教训。尼佩代反对只从1933年视角考察德国历史，极力强调1914年以前的德国历史与“第三帝国”历史的不同，对纳粹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没有进行深究。齐特尔曼和普林茨承认纳粹主义具有野蛮的一面，但又强调这种野蛮性是现代性所固有，并非希特勒和德意志民族的“原罪”。

这种分歧，不仅反映了联邦德国左中右三派历史学家在政治观、历史观和史学方法方面的分野，也反映了他们对于国家社会未来发展的不同期许。左派史学家坚持社会民主立场和道德底线，期望把历史研究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制定“适用于实践的现代理论”，促进“个人和集体的合理行动”，建设“成熟的、负责任的国家公民社会”。中间派史学家虽然标榜客观中立，但也期望借助历史制造一种积极的，至少是无问题的与民族的关联，构建一种新的、统一的、能够增进民族共识的历史观。右派史学家则具有强烈的民族保守主义倾向，服膺现实主义、实力政治信条，他们致力于对民众进行“右倾”教育，利用现代化解说淡化纳粹罪行，减轻历史负担，重塑德意志民族的民族自豪感，理直气壮地争取和维护“民族利益”，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与新德国的实力相称的国际角色。

左派史学家的现代化解说虽然存在某些技术性缺陷，但其“道德良心”是值得肯定的。中间派史学家因其强烈的民族诉求，很容易滑向民族保守主义，或被右派所利用。右派的做法则十分危险。德国之所以能有今天，之所以能与被害国和被害民族建立和巩固良好关系，能被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广泛接纳，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进步历史学家自觉承担自我反省和自我教育的重任、勇于承认纳粹罪行、以史为鉴、悔过自新有很大关系的。任何想要为纳粹历史翻案，想要召唤“第三帝国”独断专行的幽灵，想要让德国重新争霸世界的企图，都是有害于人类和平和安全的，而其最终结果必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