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年代的重要篇章

在《年鉴》的第一期上，两位主编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使命。既然法国、欧洲和世界上已经存在大量的刊物，他们为什么还要创办一个致力于“经济和社会史”的全新刊物？两个历史学家在宣言中开诚布公，向广大读者阐明了他们的三重宗旨。

其一，他们试图弥合世纪初以来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分歧，为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和途径提供一个宣传平台。其二，他们努力打破或削弱历史学科中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代史的分野，消除“原始”与“文明”社会的人为区分。其三，他们在“合法化分工”的基础上，旨在弱化学科之间的壁垒，为人文科学建立一个交流的空间——这对经济史和历史自身的发展都必不可少。两个负责人最后总结道：“我们的共同事业体现了我们所信奉的高贵美德——正直无私、尽职尽责、根深蒂固。”这也可以看作杂志头十年的基调。

《年鉴》问世的头十年——1929年至1938年，正值欧洲和世界极其黯淡的时期，期间经历了世界经济大萧条、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意大利攻击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内战、奥地利覆亡和斯洛伐克独立。此外，在印度和中东爆发过宗教、民族和反殖民主义的暴力冲突，苏联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斯大林的大清洗，意大利、纳粹德国和东欧一些地区发生过政治和民族压迫事件。由于长期的经济危机，大大小小的民主政体逐渐丧失了希望和信心，开始在内部出现分裂，或多或少地破坏了团结的假象，国际联盟在这个背景下成立。法国虽然极力维护1918年代价昂贵的胜利成果，然而随着德国的复兴，一切都付之东流。第三共和国由于缺少盟友和人力资源，加上财政资源短缺，国内很难再现和谐的局面，其强国的形象也无力维系。在这动乱的十年里，它的总理一换再换——从庞加莱换成了达拉第(Daladier)，然而法国却依然举步维艰。

在这个多事之秋，布洛赫和费弗尔虽然有些与世隔绝，但依然受到了乱世的冲击。他们在个人和共同事业上历经起伏，有过成功，也有过挫折，有过融洽的合作，偶尔也有过摩擦。虽然他们不断进步，事业蒸蒸日上，但《年鉴》在他们的个人和职业生活中依旧占据着中心地位。刊物的出版耗费了他们大量的精力，为此，他们的杰作——布洛赫的《封建社会》(1939—1940)和费弗尔的《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1942)——完成时间一拖再拖。或许，这是他们这段时期所做的最大的牺牲。但另一方面，人们逐渐认识到，《年鉴》的头十年构成了20世纪历史研究里的重要篇章。

重新定位学术期刊：关注当代议题

杂志发行的第一年——1929年，是一个很好的检验机会。虽然国内外很多作者尽心竭力，热情的支持者皮雷纳也积极响应，但两位主编还是对一些作者和文章感到失望。他们在斯特拉斯堡和巴黎之间往返，不时处理编辑工作和员工事务，此外还要面临苛刻的出版商——阿尔芒·科兰出版社的严格审查，以符合其编辑方针和出版规范。在一个有限的、充满竞争性的市场，财政问题越来越突出，他们需要更多的出资人和订阅量。于是，他们不得不在纯学术圈之外寻觅一些能从《年鉴》的视角中获益的读者，如档案保管员、图书管理员、区域史和地方史专家，以及一些有修养的非专业人士。

当年年底，布洛赫和费弗尔对杂志进行重估，在定位、方针和形式方面做了重大的决定，其主要特色也因此得以确立。《年鉴》关注的重点是经济史，时间跨度非常大——从古到今。刊物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当代议题的关注。

在那个年代，无论在大学讲堂还是各类期刊，世界当代史一直受到排斥，或只占很小的位置；银行家和商人也很少阅读学术期刊，因此《年鉴》几乎每一期都以当代问题为主。关注时事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实用主义，当然更不是某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这反映出两位主编信奉的理念：现在与过去密不可分，确切地说，这是“研究历史的主要原因”。

费弗尔和布洛赫很清楚，要找到一些研究和撰写当代史的优秀人才，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们对同行们还是有过不少批评，因为这些人经常会犯时代错误。布洛赫告诫那些即将从事当代史研究的人，不能仅仅因为拥有“大致相似”的祖先，就将过去和现在机械地糅合在一起。“个案研究法”在军事史领域很受欢迎，也逐渐被新兴的商业史所接受。然而在布洛赫看来，这种方法非常危险，以此为基础的研究往往平淡无奇；最坏的情况是，它往往误导人们进行各种错误的类比。这种方法完全无视一句老话——历史是一门变动的学科。布洛赫和费弗尔坚持学者的独立立场，主张积极介入社会。他们既不忽视当代问题，也无意扮演导师的角色，只是希望历史能够变得深刻、有用。

《年鉴》的精髓：有特色的专栏和话题

《年鉴》的经营管理是一项共同的事业，一开始的挫折打击了两位主编的热情，费弗尔开始动摇。但是，布洛赫对两人的合作和肩负的使命充满自信，劝他不要退缩。布洛赫认为，杂志要想获得生存和进一步的发展，必须突出自身的特色。如果是经营“改版后的《历史评论》”，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索邦的负责人能从最优秀的学术文章中挑选，有选择性地青睐某些评论家，发表该专业领军人物的作品。然而，《年鉴》的规模很小，又是一个全新的地方性刊物，编辑们只有四处宣传，才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声誉。布洛赫和费弗尔并没有妄自菲薄，他们一直渴慕杰出的作者和有趣的话题。布洛赫准确地预见到《年鉴》的精髓——其灵感来源和生存基础，不仅取决于他们灵活的编辑方针，而且在于推出一些有特色的专栏和话题。

《年鉴》的第一年有些摇摇欲坠，在年底时它的栏目被调整为六个：传统的栏目和创新性的栏目各占一半。一方面，文章的数量被大幅削减，而且局限于原创性研究，其中有不少长书评(关于历史事实和研究方法的问题)和短书评(批评性导论)，运用简练的现代散文体，指出研究对象的长处和不足，具有宏大的国际视野。

不过，《年鉴》的重点却另有所在，它们分别是涵盖专业动态的“科学界”(“La vie scientifique”)——并非原始的年表和归类文档，而是经过了简化和整合，加入了各种评注；布洛赫发起的定向“调查研究”(“Enquêtes”)——分布在很多期里；以及简短的评论文章“总体问题”(“Problèmes d'ensemble”)——这成为《年鉴》批评职能的核心部分。

在第一年里，《年鉴》像一些经营多年的刊物那样，非常注重平衡性，每期的17篇文章中涵盖了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和当代史，作者里既有国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也有一些非专业人士。之后,刊物有了重大的调整。每一期文章的平均数量减少到11篇，古代史几乎阙如，中世纪史有所下降,重心转移到了近代史，尤其是当代的欧洲史和世界史。1929年至1932年，《年鉴》上有三分之一的文章由外国人所写，其中包括美国和英国的社会科学家、国际劳工组织的官员、布洛赫和皮雷纳招募的中世纪史和近代史专家。1933年之后，知名作者的数量开始减少，国际化程度也有所下降。《年鉴》上有大量原创性的研究，作者包括法国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银行家和殖民地的官员。

《年鉴》的特色可以从文章的题目中窥见一斑，它逐渐形成了以下三个论坛：陈述性报告，其中包括《第二帝国的铁路政策》、《圣保罗州的边境地区》；普遍盛行的具有科学性的个案研究，其中包括《铁器史上的重要一章：瑞典人的垄断》、《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农村社区和社会结构》；独具特色的总体问题研究，其中包括《古代的黄金问题》、《苏联的人口问题》、《现在的黄金问题》。以问题为导向的历史研究——以过去为鉴进行深入、原创性的调查研究，成了两个性情和视角迥异的主编沟通的桥梁。

传统的书评和文评专栏(评论性文章)，涵盖了法国和国外的大量文献，但以西欧地区和经济史为主。我们可以想到，这一专栏的重担几乎完全落在了布洛赫、费弗尔和勒依罗的肩上。1933年至1938年间，他们每年分别写了16、14和18篇文章。剩下的文章要么来自德芒戎、埃斯皮纳、哈布瓦赫、西翁等忠实的合作者，要么来自一些偶尔的、一次性的投稿人。他们为人才招聘、杂志能否按期发行、书评截稿日期等长期性问题忧心忡忡。当然，这些问题也困扰着其他刊物。对两位主编来说，这同样也是一种机遇，尤其是布洛赫，他所涉猎的主题范围最为广泛。他们的阅读量、藏书量和影响力都有了极大的提升，这种自由和独立性是其他刊物所无法给予的。

《年鉴》上的短评文章按主题和地理概念进行分类，大胆地使用描述性的标题，文章长度往往一到三段不等，信息性强，具有一定的时效性。这个栏目涵盖了各种文献，从教学指南到学术文章，从艰深的专著到大众丛书，从图表集到档案文集。布洛赫和费弗尔的短评文章含有各种批评和修改意见，呼吁人们研发新的调查方法，鼓励一些具有发展前景的课题，告诫人们要时时警惕民族偏见的“魔鬼”(尤其是在涉及德国文献时)。

……

一些篇幅较长的评论文章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版块——“事实与方法的问题”，它们大多由布洛赫和费弗尔所写，一些合作者和众多特约作者(以法国为主)也有所贡献。这一栏目不仅包括一些重要的理论作品，也涵盖了很多现当代有意思的话题。但是，这些评论文章往往会滞后一到两年。

设立这个评论栏目具有两个目的：一是提升“《年鉴》作者群”的作品水平，二是用作品推动热点问题的讨论。哈布瓦赫批判性地论述现代广告的结构，弗里德曼考察过苏联的斯达汉诺夫(Stakhanovite)现象，勒费弗尔则专门剖析过法国大革命之前的陈情书，还对德国重工业社会和经济的起源有过详细的阐述。布洛赫和费弗尔在评述有关西非和中东地区的作品时，敦促同行们要对这些异域题材进行深掘。布洛赫希望看到的殖民史并不是各种“英雄故事”，而是关注当地的社会结构。费弗尔则建议学者们，不要再“收集”古老、奇怪的风俗，而是成为具有批评精神的科学家，拓宽人类历史的研究范围。

如果说正式的杂志文章和书评呈现了《年鉴》清新活力的一面，那么它的另一半——专业动态(科学界)、定向调查(调查研究)、主题论文(总体问题)，则展现出了它的原创性和主编的抱负。布洛赫和费弗尔试图依靠自己和一小群志同道合者，建构一种全新的标准和更具批判性的视角，为实现更大的目标而奋斗。

《年鉴》也具有务实的一面。与大多数同类期刊相比，它所提供的专业动态更为全面，在组织方面也更有条理性，几乎涵盖了国内外的方方面面。这个栏目原本是为了及时报道行业内的各类消息，如某人的诞辰、退休时间、纪念文集、逝世、最近的出版物，以及作品的进度等，但这一职能很快就被放弃了，改为更有条理和更充实的文献梳理和评论。其中涉及的机构包括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展览会、研究中心和院系，各种地方性、全国性和国际性的会议，各类期刊和研究工具——例如连载刊物、地图集、百科全书、教科书和手册。尽管布洛赫和费弗尔放弃了刊登完整的年度专业动态的想法，但他们为学者和非专业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研究工具。

该杂志也有一些偏爱的主题。每一期的出版公告和统计数据都来源广泛——包括私人和公共领域、学术和商业圈、国内和国外等，涵盖了经济、社会、理论问题等诸多方面。就数量而言，以历史主题居多，而当代议题又是重中之重，比如国际联盟关于国际金融和贸易的报告，流动劳动力和难民问题，政府关于殖民事务、物价、工资、就业、公共卫生方面的年度报告。

1934年，布洛赫和费弗尔临时增加了一个专栏——“地图学与社会现实”，并于1937年和1938年再次开设这一栏目。他们借此机会对狂热的地缘政治学进行了强烈的批判，指出了这一学科中存在的技术性和历史性错误，并且建议地图绘制者和出版商不能仅仅依赖狭隘的地理和政治概念，而应该与人文科学进行更深入的互动，同时结合语言、工作、住所、文化等更多的因素，从根本上改进绘图的方法。

刊物曾经有几年推出了一个特殊的栏目——“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实干家”，专门刊登不少已故重要人物的传记，如马克斯·韦伯、弗朗索瓦·西米昂、弗雷德里克·威廉·迈特兰、阿尔贝·托马斯、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约翰·雅克·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等。费弗尔用这些个性化的短文，将《年鉴》与一些虽非撰稿人却意气相投的学者联系起来，既向他们致敬，也不回避对他们的批评。布洛赫所勾勒的人物简传(并非他典型的文风)，则坦率地评述老一辈学者的志向和成就。

专业动态的栏目使布洛赫和费弗尔在领域之外也引起了反响。他们发布一些合作者作品的信息，促进了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有助于增强个人和官方对经济和社会史的支持力度。他们还经常发表社论，反对采用陈旧的方法编写历史课本和手册，拒绝强加给研究者的各种繁琐的束缚。布洛赫在英格兰做研究期间，曾享受过大英博物馆优质的服务，回到法国之后，他对国家图书馆的各种规定和程序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设立这一栏目的想法，源于1923年布鲁塞尔历史科学大会。《年鉴》详细地考察了在奥斯陆(1928)、华沙(1933)和苏黎世(1938)举行的几次大会，呈现出一些令人遗憾的问题：所有的日程都过于繁忙，学科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分歧，而且没有一个总体的计划和方针。然而，《年鉴》的公告栏也逐渐变得越来越区域化和民族化。1933年之后，除了一些特定的统计数据外，它所涵盖的国外信息数量锐减。“专业动态”主要关注法国的各种期刊、机构和研究工具，这个栏目在杂志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反映出布洛赫和费弗尔早期所受的实用主义训练，他们力图消除迂腐的学问，为国内外读者(国外读者在不断减少)提供一些重要、有用和易于理解的东西。

《年鉴》的各种社会调查从“专业动态”里分离出来，成为刊物与更大的世界——分析人员和当代议题——连接的纽带。在头五年里，《年鉴》发表过几组与欧洲银行和农业危机有关的文章。布洛赫和费弗尔更深入的目的是：将现在的问题与过去联系起来，从而推动对物价史、黄金问题、交通和技术史的研究。他们呼吁人们在研究经济史时，对私人企业档案中的原始材料给予足够的重视。

历史性的调查研究基本上是布洛赫个人的职责，借此他将单个的学者与同行联系起来，共享各个专家的资源，从而真正达到比较史的目的。第一次深入的调查——对布洛赫来说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关注的是分区规划(plans parcellaires)。这需要对因征税而制定的乡村地图和地籍登记册进行检索和阐释，其中涉及三个历史时期，即封建领主政权时期、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半个世纪，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它们遍布于各个乡村、地方和国家的保管处，虽然存在大量不准确和不完整的地方，却可以为一些问题提供关键性的证据，如移民方式、所有权形式、耕种方式以及变化和持续性等。布洛赫在几年里系统地爬梳了法国各地的档案，仔细检查并抄录这些不被人待见的图册。在他分析法国农村生活的显著特征、研究日益增长的农业自由问题时，这些资料成了一些基本的数据。

杂志上研究总体问题的栏目更具有实验性和挑战性，它主要关注的是历史上和当前社会上的一些重要话题。一批作者运用方法论和阐释技巧，对一篇或多篇文献进行评估。埃斯皮纳有几篇文章详尽地论述从中世纪到现在的农村史；乌达耶对当代银行、汇率和普遍的经济问题做过不少研究。有一些单独的话题，比如有几篇文章分别探讨哥特建筑的技术层面、栽培植物的起源、挪威公社的本质等。当然，也有重要的学术文章，如勒费弗尔将物价史与法国大革命相结合(1937)；以及重要的理论文章，如弗里德曼对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泰勒主义(Taylorism)进行了批判性的考量(1935)；此外还有一些时事热点文章，如国家劳工组织官员伊姆雷·费伦齐(Imre Ferenczi)对当今世界外国人的状况做过调查(1936)，亨利·穆然(Henri Mougin)分析过纳粹主义的经济根源(1937)。

这个版块为主编们提供了另一个平台。费弗尔极力反对将阶级、士绅等概念强加到远古时期或不恰当的场合，他猛烈地抨击“政治优先”的原则，尤其反对在民族认同过程中夸大政治的因素。此外，他还批评了一些国内的法学家——他们采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显得呆板而又肤浅。

危机时刻的调整与坚持

1939年，风云突变。杂志改名为《社会史年鉴》，每年减少为四期，由主编自己出版。两位主编在《社会史年鉴》的第一期上向读者保证，刊物在格式、人事和内容方面会保持一贯的连续性。简化的名称仅仅意味着微小的变化：它反映了所有权关系的变更，但刊物在政策和定位上并没有任何重大的调整。

然而，在新《年鉴》诞生之前，他们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危机。虽然布洛赫最终于1936年抵达巴黎，但肩负事业和生活重担的布洛赫和费弗尔发现，一旦他们之间真正出现分歧，相互磋商和协调是很困难的。

他们在达成一致前，公开承认彼此之间存在着分歧。费弗尔最渴望的是打造一个“充满思想的刊物”。作为《年鉴》的源头活水，费弗尔致力于寻找更年轻的作者，追求更活泼的版式；作为刊物的首席斗士，他将枪口对准了巴黎的既有体制，批判越来越严厉和尖锐。如今的布洛赫正接近职业生涯的巅峰，对费弗尔也不像以前那么毕恭毕敬。虽然他没有费弗尔那么“专”，但无疑他更“博”，而且一直捍卫刊物的“严肃性和知识性”。《年鉴》的成功恰恰在于它“可靠、考究、精确、毫不矫饰的信息”。随着两人争论的进一步发展，双方均表示不希望独自运作杂志，更不愿让它消亡。在1938年夏天前往慕尼黑之前，他们的火气和伤痕都已平复，开始容忍彼此的差异。《年鉴》带着这些固有的问题继续运转，保持了它基本的风格，但也吸纳了一些新鲜的血液。

《社会史年鉴》诞生于第三共和国末期——那也是和平时期的最后几个月。它使用了一个新的名字，内容也略有调整，是一个茁壮成长的新生儿。这一年杂志的目录中只有五个栏目。布洛赫对德国中世纪专家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和多普施进行批评，认为他们使用的术语——“自然经济”和“封闭经济”——太过“僵化”，而且他们坚持认为中世纪广泛的物物交换体系丝毫没有被货币本位的价值标准所取代。

社会学家弗里德曼分析了当代社会的一个悖论：一方面，熟练的劳动力相当缺乏；另一方面，却又存在着大面积的失业现象。奥地利流亡学者瓦尔加撰文讨论在法西斯统治下北意大利地区民间信仰的命运。布洛赫和费弗尔在斯特拉斯堡的学生亨利·布伦瑞克描绘了大战前夕纳粹德国的经济状况。短书评的栏目讨论过几个热点议题，如罗斯福新政、“犹太问题”和第三帝国等。

在长书评的栏目中，两位主编成为了主角：布洛赫对弗雷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的专著《历史主义的兴起》(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进行评论，该文可谓姗姗来迟，他批评《历史杂志》的前主编眼中只有德国，却看不到祖国之外的当代学术成果。费弗尔关注的主题极为庞杂——从伊拉斯谟的思想到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他猛烈地抨击索邦前辈塞内博的作品，认为那“根本不是历史”。

《年鉴》独立之后，自身的两个特点——对当代史的关注和圈子化的倾向——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一方面，由于刊物名称的改变，“专业动态”栏目在数量上也有所减少。1938年夏，在战争威胁的高峰期，“科学界”栏目刊登了一些苏黎世历史大会的负面消息。另一方面，退休的小学校长A.-V.雅凯(A.-V.Jacquet)致函，将《年鉴》与众多聪明、非专业的读者联系起来，他说这些人在当地图书馆很爱阅读他们的刊物。调查研究的栏目还在继续，有几个新作者贡献了有关物价、技术和贵族的文章。此时，刊物增加了一个新话题——资本主义。“问题与总结”(“Problèmes et bilans”)是“总体问题”的简化版，曾简要地讨论过奥斯曼帝国的土地分配、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经济状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银行系统的改变等问题。刊物的新撰稿人安德烈·瓦拉尼亚克(AndréVaragnac)在民俗学上的研究成果让费弗尔称赞有加，布洛赫则将“《年鉴》精神”与豪塞在物价史研究中的严谨态度联系起来。这一年的最后一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问世。由于布洛赫到前线参军，费弗尔不得不独自经营刊物。德军的再次入侵，让费弗尔不禁想起了《年鉴》最早的指导者皮雷纳，虽然这个精神导师已离世，但其勇气和坚忍却让他深受鼓舞，他保证新的《年鉴》会持续下去。

在世界学术史上成为传奇

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年鉴》在国际社会上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它的头十年几乎成了一个传奇，两个创刊人的奋斗和成就以及对手们的各种反对和阻挠被一再夸大。由于这种“新史学”形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有无数的人从中获益。

与同时代的其他杂志相比，《年鉴》代表了一种“活历史”，更广阔、更直接、更有价值；它洞幽烛微，始终具有比较的视野，能充分借鉴其他学科的视角，对人类现象刨根问底。它上面的文章往往非常新颖，能发人深省，评论也很有见地；研究课题比较宏大，涵盖的学术范围极广，真正起到了一份学术期刊应有的作用。坦白地说，它的办刊方针有些折中，排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德国的历史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决定论。由于资源有限，野心也不大，它并没有产生特定的群体或派系，而是始终弘扬开放的精神。

布洛赫和费弗尔都是骨子里的实证主义者，他们不断提升和充实自己，使批评变得如科学般严谨和准确，促成了各种地方性、区域性、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合作。尽管他们后来光环绕身，但在那个黑暗而又动荡的年代，学术圈畏缩不前，竞争又十分激烈，他们并没有获得多大程度上的认可。虽然《年鉴》有不少尖锐的批评者和反对者，但它最大的敌人却是来自索邦的漠视，以及他们与莱茵河、英吉利海峡还有大西洋彼岸学者的隔阂。

《年鉴》的创刊和运作是布洛赫最主要的成就之一，这使他和费弗尔在世界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布洛赫曾渴望创办一本便捷、新颖、独特的法国杂志，向外面的世界发出声音，并能及时回应。如今，他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摘编自《为历史而生:马克·布洛赫传》，[美]卡萝尔·芬克著，郑春光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转自“新史学2022”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