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学科评议组（世界史组）“世界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笔谈）之五

从宏观视角来看，人类社会的演进可以划分为史前时代和文明时代两大阶段。对应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部落可以划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原生形态，另一种是虚化形态。部落的原生形态，即史前时代建立在血缘社会基础上的原始部落，存在于人类历史的童年阶段，属于原始社会的范畴，终结于国家的建立，其基本要素在于群婚基础上的血缘族群、原始公有制的财产关系和原始民主制的参与机制，社会成员的组合表现为明显的单一性和排他性。就部落的原生形态而言，人作为社会成员并非独立存在的个体，而是从属于不同层次的血缘族群，进而构成血缘族群的“肢体”(马克思语)。至于部落的虚化形态，系史前时代之原始部落在文明时代和阶级社会的延续，存在于国家诞生以来的历史阶段，属于阶级社会的范畴，受制于地域性的社会原则、私有制的财产关系和国家的政治框架，表现为血缘联系与地域联系的并存、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并存、原始民主制与强制性国家权力的并存。就部落的虚化形态而言，人作为社会成员，既是独立存在的个体，亦与其所属的血缘族群之间延续相对密切的社会联系，而社会成员的组合具有不同程度的混合性和兼容性。私有制的成长、地域联系的扩大和国家权力的强化，决定了文明时代所谓部落的虚化属性。

地域联系和强制性公共权力，既是国家产生的充分条件，亦是文明时代之国家区别于史前时代之原始部落的两大标志。所谓地域联系，即社会成员之间超越血缘联系的狭隘界限而形成的社会联系；所谓强制性公共权力，则是凌驾于血缘族群之上的不可抗拒的绝对政治权力。在文明时代的历史条件下，血缘联系的弱化无疑提供了国家行使强制性公共权力的社会基础。然而，自原始社会解体后，血缘联系与地域联系并未表现为非此即彼和相互排斥的绝对定式，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兼容性，处于共生状态，且长期并存于文明时代的历史进程，部落随之由原生形态逐渐演化为虚化形态。

进入文明时代，具有浓厚血缘色彩的部落族群，作为部落的虚化形态，并非独立于国家秩序之外抑或与国家秩序处于平行的状态，而是存在于国家秩序的框架下和从属于国家权力，内含血缘联系与地域联系的双重元素。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部落族群与国家秩序在静态层面错综交织，部落族群的延续导致血缘政治与地域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兼容并存。然而，部落族群的延续并非意味着否定国家的特质和文明时代的特定属性。从长时段的动态视角来看，历史进程绝非处于静止和固化的状态。部落的社会根基在于血缘族群的内聚性，而血缘族群之内聚性的物质根基在于原始公有制的财产关系，原始公有制的财产关系适应物质财富极度匮乏的特定环境。物质财富的增长和剩余财富的积累，导致私有制财产关系的扩大。私有制财产关系的扩大，排斥和否定原始公有制的财产关系，加剧血缘族群的内部分化，引发血缘族群的裂变，催生地域关系的成长，进而瓦解部落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国家系建立在私有制和地域社会基础之上的政治共同体，国家秩序与部落族群的兼容并存和共生状态，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静态现象，根源于国家秩序的有待成熟，并非文明时代的常态。经济社会领域的变革，势必导致政治形态的相应变革。国家权力的强化无疑是排斥和否定部落传统的政治催化剂，部落族群与国家秩序的此消彼长抑或国家秩序否定部落族群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而部落族群终将消失于国家秩序的长河之中。

作为史前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群体，就部落的原生形态而言，血缘认同是社会成员的唯一身份认同，除血缘认同外再无认同。在此基础上，血亲复仇构成史前时代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暴力冲突的基本形态，同时折射出原生形态的部落社会之身份认同的血亲原则。相比之下，进入文明时代，就部落的虚化形态而言，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表现为明显的多元性，除血缘认同外，亦存在诸如地域认同、职业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和国家认同等多层次的身份认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暴力冲突亦表现出明显的多元形态。从单一身份认同到多元身份认同，可见血缘族群渐趋虚化的历史走向。

纵观世界历史，部落的存在并非局限于追逐水草和居无定所的游牧世界，部落与游牧两者之间亦无必然的逻辑联系。原生形态的部落作为史前时代的族群形态和国家的前身，在人类历史的童年阶段具有毋容置疑的普世性。文明社会脱胎于原始社会的废墟之上，无论定居文明抑或游牧文明，皆为原生形态的部落逐渐解体和崩溃的产物。进入文明时代，具有浓厚血缘色彩的部落族群作为部落的虚化形态，并非仅仅存在于游牧区域，亦非中东历史进程中的特有现象，而是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定居的农业社会同样存在众多的部落族群。由于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进入文明时代的中东部落族群大都处于游牧状态。然而，中古时代前期，浓厚血缘色彩的部落族群亦曾在欧洲农耕地区长期延续，西欧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和东欧斯拉夫人的维尔福亦皆内含部落虚化形态的诸多元素。

中东是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具有源远流长的文明传统。在文明时代的中东地区，国家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形态，原始部落已然退出历史舞台。所谓部落社会并非构成中东社会的基本特质，亦非构成中东社会结构的基本元素。具有浓厚血缘色彩的部落族群作为部落的虚化形态，尽管长期延续，却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局限性。就横向层面的空间维度而言，部落族群的延续和所谓的部落挑战国家大都局限于远离权力中心的边缘地带，表现为明显的边缘性。就纵向层面的时间维度而言，部落族群的延续和所谓的部落挑战国家往往局限于国家秩序弱化的时代，表现为明显的间歇性。从历史经验可见，国家秩序的弱化与部落势力的泛滥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国家秩序与部落势力通常表现为此消彼长的过程，强有力的国家秩序足以有效遏制部落势力的泛滥，国家秩序的弱化则往往伴随着部落势力的膨胀。

民族与国家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民族系社会学层面的概念，特指超越血缘族群狭隘界限的地域族群，是历史进程中自然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以共同生活的地域和共同的语言以及共同的文化传统作为基本要素。国家系政治学层面的概念，特指建立在地域联系和强制性公共权力基础之上的政治共同体。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经史前时代和文明时代，史前时代的明显特质在于血缘性，而文明时代的明显特质在于地域性。在史前时代，只有不同层次的血缘族群，既无国家亦无民族可言。相比之下，民族与国家皆属文明时代的范畴，皆与地域社会密切相关，两者的存在具有毋容置疑的历史同步性。

至于所谓的国族，则系与国家同为政治学层面的概念，属于政治进程的产物，表现为国家的社会承载者。国族以国家作为载体，以一国一族作为常态，其内涵无异于国民抑或国人。民族与国族分别属于不同层面的共同体，民族认同与国族认同具有各自的特定属性。民族认同的核心在于社会层面的身份认同，而国族认同的核心则是政治层面的身份认同。民族与国族不可混淆，亦不可互代。民族与国家的边界未必重合，民族与国族两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逻辑关系。

无论民族还是国家，皆为历史现象，皆为历史进程的产物，从属于相应的历史时代，有其自身的演进逻辑和变化规律。民族与国家的存在和消亡，取决于历史进程的演变，并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意志。民族的诸多固有元素，适应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在传统时代，不同民族之间的界限呈现出明显的固化状态。进入现代社会，伴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和社会的开放化，特别是交换的扩大和人口的流动，不同民族之间的界限呈现出逐渐淡化的趋势。世界历史的演进，可谓人类不断走向解放的漫长过程。从传统时代不同民族之间的界限固化，到现代社会不同民族之间的界限逐渐淡化，直至未来之国家的消亡，皆为人类走向解放的历史坐标。

抽象的概念界定，必须来自具体现象的完整归纳，不可主观杜撰和随意虚构。所谓民族国家，并非民族与国家的重合抑或以所谓国族取代民族，应为基于世俗民族基础上的国家，区别于以宗教信仰的异同划分社会族群的国家。奥斯曼帝国作为中东最后的封建帝国，长期奉行米勒特制度，依照宗教差异划分社会族群，进而确定臣民的社会地位，旨在强化宗教认同而弱化民族认同。根据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制度，苏丹治下的臣民包括穆斯林米勒特、东正教米勒特、亚美尼亚派米勒特和犹太教米勒特，同一民族因信仰差异而分属不同的米勒特，同一米勒特则包含信仰相同的诸多民族。19世纪至20世纪初，世俗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席卷奥斯曼帝国，基于信仰的异同划分社会族群的米勒特制度随之淡出历史舞台。然而，纵观世界历史，基于世俗民族基础上的国家并非现代社会特有的现象，同样存在于现代之前的传统社会。换言之，基于世俗民族基础上的国家抑或所谓民族国家，并非现代国家的特质。

常有学者将国家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所谓的传统部落国家，二是所谓的现代民族国家，强调传统国家的部落属性和现代国家的民族属性，进而从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视角解读百年中东的政治变革，以所谓民族国家的建构作为中东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坐标，强调现代、民族与国家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同时将民族分布区域与国家疆域版图的重合状态视作所谓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坐标。然而，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演进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方面，从长时段可见，民族与国家同属文明时代的历史范畴，民族的形成与国家的诞生具有同步性，民族与国家皆为自古有之且长期处于并存的状态。另一方面，单一民族的国家抑或国族重合并非现代国家的特有属性，而多民族共存亦非传统国家的特有现象。

纵观世界历史，伴随着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演进的时代变迁，国家层面无疑经历了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转型。然而，传统国家的特质并非在于部落社会的属性，而是在于依附性的政治生态，现代国家的特质亦非在于一国一族的国族关系，而是在于主权在民和广泛参与的政治生态。传统时代的普遍现象是社会成员的依附状态和人权的缺失，相比之下，现代文明强调保障人权和实现民主的政治准则。人权和民主无疑是政治现代化的主旋律，主权国家的建立则是保障人权和实现民主的前提。历史经验充分证明，无主权则既无国家尊严，亦无人权和民主可言，而主权国家的建立可谓政治现代化进程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节点。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属于不同层面的身份认同，两者之间并非必然存在根本的对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长期兼容根源于历史进程中的客观物质环境，而一国多族和一族多国则是有目共睹的常态现象。中华民族的概念始于近代，然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无疑是自古有之的客观存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不仅具有悠久的文明传统，而且具有国家认同的深厚历史根基，爱国情怀源远流长。就中东而言，自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直至奥斯曼帝国，经历超过两千年的帝国时代。帝国的政治秩序尽管在百年前寿终正寝，然而帝国传统犹存。当下中东诸国大都属于新兴国家，诞生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建国不足百年，缺乏深厚的历史根基。帝国传统的延续，对于后帝国时代之百年中东的政治走向，特别是对于肥沃新月地带的地域政治格局，具有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诸多民族和教派以及血缘族群跨境分布，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和血缘族群认同根深蒂固且错综交织，身份认同表现出明显的多元色彩，进而在政治层面形成挑战新兴国家认同的潜在隐患。

上古时代，在众所周知的东方四大文明发源地中，中东坐拥半壁河山，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古代文明至少在时间的维度上远超欧洲的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辐射范围辽阔。中古时代，中东与欧洲的历史进程皆处于传统文明的发展阶段，可谓平分秋色，交相辉映。自15、16世纪之交开始，现代化的曙光在亚欧大陆西端渐露端倪，中东与欧洲之间由此逐渐形成明显的历史落差，相互之间的交往亦随之从同质交往的历史阶段进入异质交往的历史阶段。

自19世纪起，殖民主义的特定时代背景，塑造了西方人居高临下和唯我独尊的种族优越感，直至形成西方至上的意识形态和西方中心论的逻辑理念。此间，中东的仰视和西方的俯瞰逐渐取代传统时代中东与欧洲之间的平视，“崇洋媚外”成为殖民主义时代中东与欧洲之间文化交往的常态现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的差异根源于时代的落差。文化的差异通常是浮现于表层的现象，而时代的落差则是表层之下的深层根源所在。

自古典时代起，在欧洲人的眼里，所谓部落社会常被视作蒙昧和野蛮的标签符号，而部落民则被视作所谓蛮族的代名词。近代以来的西方学者极力放大中东社会的部落属性，渲染中东社会的蒙昧色彩和野蛮传统，进而强调所谓西方现代文明与中东部落社会之间的反差，貌似文化他者的观察视角，实为根源于欧洲与中东之间的历史落差，不仅彰显殖民主义时代的欧洲人面对中东所表现出的偏见、自负和傲慢，而且折射出在学理层面为殖民主义和西方霸权提供合法性、粉饰西方列强侵略中东地区和奴役中东民众的政治倾向。时至今日，尽管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经远去，然而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阴魂不散。以西方的视角强调中东社会的部落属性，学术立场有失公允。

文明时代的不同历史阶段，皆非表现为单一元素的社会构成，而是表现为多元化的有机组合，其中唯有占据主导地位和代表历史方向的元素决定社会形态的时代属性。从宏观层面审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奴隶制并非奴隶社会的特有现象，农奴制亦非仅仅存在于封建社会，近代早期东欧的农奴制再版不可视为封建社会的重建，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种植园在美洲的泛滥亦不可视为奴隶社会的回归。始于古代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中东文明，底蕴深厚，源远流长，历经沧海桑田的时代变迁，乃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而部落族群的血缘传统在中东历史长河的延续具有明显的边缘性和间歇性。以偏概全而片面夸大中东社会的部落属性，以所谓的中东部落社会而一言蔽之，无异于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在学术研究的理念和认知上不无偏颇，学术结论明显背离历史经验。

理论来自于经验和存在的归纳和抽象，只有基于经验和存在的理论方可具有信服力，而脱离经验和存在的理论只能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常有学者依据美国的模式，援引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混淆民族与国族的概念，试图以国族否定民族，以国族取代民族，进而强调所谓一国一族的现代属性。然而，美国模式源于美国经验，并不具有普世性，美国模式不足以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范例。特定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环境，决定了一国多族和一族多国成为当下中东之国家与民族的常态组合形式。在当下中东，多民族的国家和跨境分布的民族并非特例，至于民族界限与国家界限高度吻合的纯粹一国一族则并不多见。诞生于百年前的土耳其共和国，在凯末尔时代曾经以所谓国族取代民族，强调土耳其共和国的单一民族属性，强调一国一族的国家治理原则，无视库尔德人的民族特质，否认库尔德人的民族属性，由此产生的恶果延续至今。自伊斯兰教诞生以来，阿拉伯民族在中东历史舞台长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包括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沙特阿拉伯王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22个成员国在内的阿拉伯国家联盟，作为当下中东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具有阿拉伯民族的鲜明特色。然而，却有国内学者认为，当下阿拉伯世界涵盖22个阿拉伯国家，曾经的阿拉伯民族随之已经裂变为22个民族。如此说法，枉顾客观事实，实属匪夷所思。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