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国布列塔尼以悠久的地方主义传统而闻名。该地区强烈的地方认同可视为布法合并时期政治文化博弈的直接遗产，安娜王后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作为布列塔尼公爵，她通过支持历史书写、朝圣巡游等方式宣扬公爵领及其世系的独特性，成为地方记忆的重要表征；身为法兰西王后，她在王室仪式中呈现的形象为王国以统一为指向的宣传服务。安娜去世后，重写布列塔尼史及对其形象的再塑造，成为布列塔尼三级会议维护地方“特权和自由”的重要表达，同时此类表达日益受到王室限制。双方的交互和博弈，体现了法国地方主义与国族认同的共生关系及其张力的早期形态。

关键词：法国 布列塔尼 安娜王后 地方记忆 王国认同

法国一直以来被视为欧洲凝聚力最强的民族单位，美国历史学家大卫·贝尔称法国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成功传奇”。不过，将法国视为欧洲民族主义建构的典范，实际上掩盖了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即两个多世纪以来“民族”最终成为“既定”事实的同时，欧洲的民族主义危机从未离场：一方面，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全球化浪潮、跨国家和区域的联盟、史无前例的社会经济变迁和人口流动等因素，使“民族—国家”框架受到质疑和挑战，推动了社会科学领域对“民族主义”概念的反思；另一方面，地方主义（régionalisme，或称地区主义）和分离主义诉求，以反向态势对民族国家发起冲击。上述两重倾向自20世纪晚期以来成为欧洲尤其是西欧社会政治生活的常态。

相对而言，历史学家往往更关注国家层面民族主义的历史建构过程，对地方主义的历史脉络重视不够。在法国，布列塔尼以悠久的地方主义传统而闻名。不过，与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一样，该地区强烈的地方认同通常被视为19世纪建构的产物。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将民族主义视为现代性产物等观念的反思和批判，推动了学者对前现代民族意识和国族认同的探讨。然而，与英国史学者对近代早期的重视相比，大部分研究前现代国族认同的法国史学者或关注中世纪，或聚焦于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中世纪史家在追溯法国现代民族认同的早期渊源时，往往跳过16世纪这一法兰西民族情感发展的关键时期。对布列塔尼地方认同的探讨也是如此。米丽娅姆·亚德尼和贾森·尼斯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不能以19—20世纪民族主义的建构路径阐释近代早期地方史书写，将其片面视为省区对抗中央权威的产物或表征。在笔者看来，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并非国族认同逐步取代地方认同的线性过程，二者在博弈的同时也存在共生关系。君主权力的渗透可能伴随着地方认同的强化，省区对其特殊性的强调并不排斥对君主权威的认可和对法兰西王国的政治认同。

以布列塔尼为例，在16世纪的布法关系中，安娜·德·布列塔尼（Anne de Bretagne，1477—1514）无疑是一位核心人物。作为布列塔尼并入法国前最后一任女公爵，以及法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两度为后的女性，安娜不仅在15—16世纪布法关系演变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是后世布列塔尼地方记忆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象征，其分量不亚于圣女贞德之于法兰西民族。正因如此，对安娜的形象塑造和历史书写或基于布列塔尼立场，或偏向法国，要将围绕她所建构的文化记忆与历史真实区别开来并非易事。本文尝试以安娜为切入点，从政治婚约、历史书写、仪式表征和形象塑造等多个层面，探讨布列塔尼并入法兰西王国前后一个世纪里，双方基于不同目的展开的政治文化交互和博弈，强调应结合安娜双重身份所蕴含的张力解读其生前行为、形象塑造及政治遗产的长期影响，以更好地理解法国地方主义与国族认同的共生关系及其张力的早期形态。

一、从女公爵到王后：婚约背后的政治博弈

法兰西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重要一环是领土扩张与整合，15—16世纪是关键时期。自1477年东部的勃艮第公国并入法兰西王国后，西部的布列塔尼公爵领自然成为法国王室关注的重点。

从1487年法布战争爆发、1491年查理八世兵临南特城下，到1532年布法合并条约签订，名义上是法王附庸而实际上享有“准独立地位”的布列塔尼公爵领，最终正式并入法国。勃艮第和布列塔尼相继并入，无疑是英法百年战争结束以来法国领土扩张取得的最显赫成就。但较之勃艮第，法国合并布列塔尼的过程历时更为长久，也更费周折。在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纳西耶看来，布列塔尼公爵领正式并入法兰西王国，才开启了法国“朝政治上不可分的中央集权化领土国家”发展的决定性阶段。

为确保对布列塔尼公爵领的统治，查理八世放弃与哈布斯堡家族玛格丽特公主的婚约，提出与布列塔尼女公爵安娜联姻。缔结于1491年12月6日的婚约结束了法布战争，同时开启布列塔尼并入法国的进程。在婚约中，二人互赠对公爵领的继承权：

吾等最虔诚之国王陛下查理八世，与已逝的布列塔尼公爵弗朗索瓦二世之女及唯一继承人安娜公主经协商订立婚约……若该夫人（即安娜）先于国王陛下而逝，且此段婚姻无合法之继嗣，布列塔尼公爵领、南特伯爵领及其附属领地之继承权永久赠予法国国王及其继承人……同样，如国王陛下先于该夫人而逝，且无合法之继嗣，国王所享之上述权益永久赠予该夫人。不过，为避免战争或其他可能之不幸，该夫人只能与下一任国王或其他王位推定继承人再婚……保证公爵领及其附属领地只归属法国国王及其继承人。

婚约无疑对布列塔尼极为不利。如果安娜先于国王去世，法国王室便获得对公爵领的永久所有权；即便国王先逝，通过对安娜再婚的安排，仍可确保公爵领归属法国王室。为了缓和省区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对王室的敌意，查理八世相继颁布多个敕令表示尊重布列塔尼的传统和习俗，降低公爵时期的炉灶税税率；保留公爵时期设立的大部分机构，包括布列塔尼三级会议、审计法院等。与此同时，查理八世迅速将布列塔尼各机构实权人物撤换为亲信。直至1498年，他始终掌控着布列塔尼实权，剥夺了安娜插手该地政治事务的机会。通过审慎让步和坚定的合并政策，法国国王控制了布列塔尼。

但是查理八世1498年4月突然去世，对安娜而言几乎是一个“神圣的惊喜”。此变故为安娜重掌布列塔尼提供了良机。路易十二（1498—1515年在位）继位后，根据1491年婚约，在无直系继承人的情况下，安娜只能与其再婚；作为前任国王遗产受赠人，在缔结新婚约前，安娜重新获得公爵领统治权。法国学者迪迪耶·勒菲尔并不认为安娜在两段婚姻中具有强烈政治动机或热心于政治，但纳西耶表示，仅从为了确保布列塔尼的相对独立性，安娜为第二次婚约所做的精心准备看，她作为“政治女性”的一面便得到了充分展现。查理八世去世后，安娜迅速恢复被废除的布列塔尼大法官署，再度启用公爵时期主要官员。她于1498年10月回到南特，下令效仿蒙福尔家族（les Montfort）先王铸造金币。在新铸造的金座币（cadière d’or）上，安娜头戴王冠，端坐于巨大的王座之上，左手执权杖，右手持剑，身穿饰有百合花和银底黑斑纹的王袍，周围镌刻的拉丁铭文意为“承蒙神恩的安娜，法兰西王后和布列塔尼女公爵”。安娜是第一位出现在罗马式铸币上的法国王后，金座币上的形象明确传达了她对公爵领的统治权。

在与路易十二协商婚约时，安娜有了谈判资本。加之路易十二继位时的政治处境，使其不得不通过让步尽快巩固自身地位。1499年1月签订的婚约，认可安娜的女公爵头衔，并承诺保留公爵领的自由、特权、习俗和惯例。为确保布列塔尼公爵领拥有独立继承世系，安娜授意法学家精心拟定了公爵领继承方式：

同意由此段婚姻所生之次子或女儿继承该地区……若二人只育有一位男性子嗣，该男性子嗣之后如育有两位或多位子女，亦以同样方式（即由次子或女儿）继承公爵领。……若该夫人先于最虔诚之国王（即路易十二）而亡，且无子嗣，国王可终生享有该地区和公爵领之用益权；国王驾崩后，则由该夫人之旁系近亲继承公爵领及其附属领地，其他国王及其继承人不得对此提出异议。

也就是说，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公爵领均由旁系而非王储继承。如果遵循这一婚约的继承原则，布列塔尼未来仍将拥有独立于法国王室的世系。就婚约中提到由安娜近亲作为继承人继承公爵领地的表述，勒菲尔认为，安娜和路易十二如果没有子嗣，婚约所说就是一句空话，只具有“象征意义”。但实际上早在1491年的婚约中，安娜就已明确其旁系继承人为表兄奥朗热亲王让·德·沙隆（Jean de Chalon），因此该表述确有实际政治考量。由此可见，安娜的政治目的非常明确，即以公爵领拥有独立世系为前提，确保布列塔尼始终是法兰西王国中享有特殊地位的政治单位。这一安排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法国王室对布列塔尼公爵领的真正合并。无论可能性是什么，安娜的两份婚约都为此后30多年法国王室合并布列塔尼公爵领展开的政治博弈奠定了基调。

二、“布列吞传说”：作为女公爵的安娜

此后，路易十二牢牢掌握着公爵领的司法、外交和军队统率权，同时留给安娜管理布列塔尼相当程度的自由，如任命布列塔尼行政官员、决定省区赋税收支等。路易十二统治时期，布列塔尼一直实行这种双重管理。安娜一方面利用自身影响力扩大庇护网络，将众多布列塔尼贵族纳入宫廷担任内侍和侍卫，为法兰西宫廷注入浓厚的“布列吞”色彩。另一方面，她利用便宜行事的自由，彰显布列塔尼独特性及自己的统治权，维护省区特权和利益。

以追溯历史的方式强调自身特殊性，捍卫传统和特权，首要媒介是编年史书写。实际上，统治布列塔尼的蒙福尔家族自14世纪起，就支持旨在强化公爵领政治认同和布列吞“民族情感”的历史编纂，试图将布列塔尼打造为“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公国。编年史家让·德·圣保罗（Jean de Saint-Paul）、皮埃尔·勒博（Pierre Le Baud）等编撰的布列塔尼史，均极力颂扬布列塔尼先王和布列吞民族的独特性。英国学者迈克尔·琼斯认为，中世纪晚期的“布列吞民族情感”作为地区认同表达，既是政治和管理行为发展的产物，也是公爵政府有意识鼓励的结果。

安娜效仿先祖，先后授命勒博、阿兰·布沙尔（Alain Bouchart）和让·勒迈尔（Jean Lemaire de Belges）等编年史家重新撰写布列塔尼史，布沙尔的《布列塔尼大编年史》（Grandes Chroniques de Bretagne）影响最大。该书在1514年安娜去世时问世，是第一部印刷出版的布列塔尼史，叙述了从传说中布列吞人建国到1488年弗朗索瓦二世公爵去世的历史。布沙尔将书名定为《布列塔尼大编年史》，特意对照于宣扬法兰西王权神圣性和合法性的《法兰西大编年史》（Grandes Chroniques de France），试图表明布列塔尼公爵领与法兰西王国的对等关系。

和公爵时代的编年史家圣保罗、勒博等人一样，布沙尔借用蒙茅斯的杰佛里在《不列颠诸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中有关不列颠人的特洛伊起源说，强调布列吞人与不列颠人的亲缘关系。他写道，“特洛伊人乃世上最尊贵之族系……为吾等阿尔摩尼克布列吞人之先祖”。中世纪的法国编年史，大都将法兰克人的祖先追溯至特洛伊城被攻破后带领族人西迁的首领法兰西奥（Francion），而布列吞人的祖先则被追溯至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的后代布鲁图斯（Brutus）。布沙尔用1卷的篇幅叙述布鲁图斯带领一部分特洛伊人离开罗马，最终到达阿尔比恩（Albion），并“以自己的名字将这座岛屿命名为不列颠（Bretagne）”，其后代又跨海定居阿尔摩尼克的过程，以凸显布列吞人的古老和高贵，及其不同于法兰克人的起源和谱系。

在编年史家建构的“布列吞传说”中，阿尔摩尼克第一位国王科南·梅里亚代克（Conan Mériadec），于4世纪下半叶带领一部分布列吞人来此建立王国，称小不列颠（petite Bretagne），即布列塔尼。在布沙尔笔下，布列塔尼王国先于法兰克王国出现，皈依基督教也比克洛维早上百年，因而不应自始就被视为法国王室的附庸。

布沙尔还强调布列塔尼人所讲的布列吞语（breton），是“源自真正古老的特洛伊人之语言”，以此表明布列吞语较法语更悠久、更纯正，因为法语还融合了高卢人和法兰克人的语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圣保罗、勒博和布沙尔等均以法语而非布列吞语或拉丁语写作。原因在于，9—12世纪，布列塔尼逐渐形成以布列吞语为主的西布列塔尼，与以加洛语（gallo）为主的东布列塔尼两个语言区。而公爵领的政治中心南特和雷恩均位于东部，自13世纪起，这里甚至早于法国王室以法语取代拉丁语作为官方文书主要用语。布列吞语的使用进一步退至西部地区，成为下层民众尤其是西部地区农民的语言。如民族主义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语言的“选择”是“不自觉的、实用主义的”发展过程，当时的君主或公侯并无将宫廷语言“系统性地强加于各个不同的臣民群体之上的想法”。

而且，布列塔尼的贵族和精英群体实际上与法国联系密切。法国宫廷一直是其谋求荣誉和官职的场所，尤其是对公爵集权政策持怀疑态度的大贵族。安娜接受的亦是人文主义式的古典教育，她精通法语，从小便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与后世塑造的布列吞形象恰恰相反，安娜并不会说布列吞语，甚至在成为法国王后之后，还推动了法语在布列塔尼精英阶层的普及。所以从历史语境看，安娜对布列塔尼史书编纂的重视，实际上是将法国王室和布列塔尼贵族精英作为潜在读者群，目的在于强调公爵世系的显赫和布列塔尼的独特性。布沙尔显然深知安娜意图，他试图通过书写让法国国王“以史为鉴”，尊重布列塔尼人政治上的特殊性及其“文化认同”。用法国中世纪史家贝尔纳·盖内（Bernard Guenée）的话说，布沙尔试图在法兰西君主制框架之下，“让布列吞人的特性和自主权得到认可”。

除支持编年史书写外，安娜1505年专程巡幸布列塔尼。此举被后世视为她对公爵领怀有深厚情感，并彰显其统治权的明证。是年6月，经路易十二同意，安娜前往布列塔尼朝圣，为期4个多月，此系1498年以来安娜再次回到公爵领。王后公开宣称回布列塔尼的目的是朝圣，为国王大病得愈向勒福尔瓜特（Le Folgo.t）的圣母还愿。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安娜此行政治意图明确，一方面表达对路易十二就克洛德公主联姻安排的不满；另一方面意在拉近与布列塔尼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距离，强化自己作为公爵对布列塔尼的统治权。

安娜的巡游路线大体依循中世纪布列塔尼“七圣之路”的朝圣传统（Tro Breiz）。朝圣路线将上、下布列塔尼的九个教区联结在一起，在中世纪晚期便被塑造为公爵领内在统一性和布列塔尼宗教认同的象征。此外，安娜专程朝拜的勒福尔瓜特圣母教堂，更是代表公爵时代记忆的圣地。安娜来此朝圣，以唤起蒙福尔家族对公爵领合法统治权的记忆，凸显布列塔尼在王国中的特殊地位。多个城镇为安娜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在莫尔莱（Morlaix）的入城仪式中，市政当局特意为女公爵制作了一棵巨大的家谱树（arbre généalogique），将其祖先一直追溯到传说中的布鲁图斯，以彰显蒙福尔家族的古老和高贵。此次巡游为布列塔尼留下诸多“记忆之场”。莫尔莱著名历史建筑“安娜公爵之家”（Maison de la duchesse Anne），据称是巡游时安娜的居所，但实际可能是后世的附会。

尽管安娜出生于布列塔尼，但除南特、瓦讷和雷恩等地及其周边外，安娜对布列塔尼大部分地区都不甚了解，尤其是下布列塔尼。1505年的朝圣巡游让她得以深入西部讲布列吞语的地区，拉近了安娜与省区不同群体的距离。1518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偕同克洛德王后巡幸布列塔尼时，为了拉拢地方贵族和精英群体，其行程特意依循安娜的朝圣路线。

由上可见，编年史书写和安娜巡幸布列塔尼本身有着多重政治意涵，后世可依据自身立场作出不同解读。也正因如此，安娜的身份和行为，以及围绕她的图像、仪式和书写，从布列塔尼和法国两个不同“棱镜”中所透射出的张力才更值得关注。如果回到历史语境中，不应忽视作为法兰西王后，安娜不得不在保留布列塔尼特殊性与维护王室利益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既导致了她的身份困境，也限定了其实际操作空间。尤其是作为王后，她的行为和象征意义首先应服务于王室政治宣传的需要。

三、“合并之母”：作为法国王后的安娜

在国王史官让·多东（Jean d’Auton）所撰《路易十二编年史》（Chroniques de Louis Ⅻ）的手稿中，有一幅描绘1506年克洛德公主与弗朗索瓦订婚的插图。图中国王高踞王座之上，宫廷贵族和高级教士环侍左右。王座之下（画面下方正中间），在主教的赐福下，公主和王子两人右手相握，代表在众人见证下达成联姻。安娜和路易兹·德·萨瓦（Louise de Savoie）两位母亲分别立于公主和王子身后。整幅画显然要传达王室成员和宫廷显贵对联姻的集体支持，但结合上文，可以想见在这幕激动人心的政治剧背后，掩盖的是安娜的无奈甚至是愤怒。安娜本人或许并不乐意以此种方式出现在画面中，但多东的编年史是为路易十二所作，自然会将国王的意愿置于王后之上。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赞助人，安娜不仅推动了以宫廷为中心的文化生产，也成为王室形象塑造的对象。对比两度为后期间的图像就会发现，查理八世时期与安娜有关的画作不多。路易十二时期，围绕安娜进行的形象塑造和王家仪式，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室宣传和礼制中前所未有。此外，与查理八世对安娜公爵身份的刻意回避相比，路易十二不仅公开认可安娜的公爵头衔，而且授予其对布列塔尼的部分统治权。勒菲尔在分析这种反差时指出，从当时王室宣传的本意看，突出安娜的公爵头衔，实则为了将其塑造为王国统一的象征：正是她通过联姻，将布列塔尼的统治权赋予了法国国王，从而实现了布列塔尼与法兰西王国的和平与统一。因此，安娜在生前便被冠以“合并之母”（Dame Union）等尊号，赞扬其以睿智和美德襄助国王，维护“法兰西臣民之福祉和王国之昌盛”。

不过，勒菲尔未探究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实际上，路易十二的做法有明确的政治考量，即1499年的婚约在法律层面要求保留公爵领的独立世系，也意味着它构成公爵领真正并入法兰西王室领地的障碍。因此，路易十二试图采取更直观和更具表征性的方式，即通过仪式创新以规避法律文本造成的难题。此点也是在其统治时期，围绕安娜进行的形象塑造和仪式尤为丰富的重要原因。

安娜两度为后在法国历史上独一无二，而且以她为先例，圣德尼修院成为此后多位法国王后的加冕地。自13世纪兰斯大教堂正式成为法国国王专属加冕地之后，王后加冕礼一般在国王加冕后一并在该教堂举行。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特意将安娜两次加冕礼安排在法兰西王室圣地圣德尼修院举行，有着鲜明政治意涵。圣德尼修院作为卡佩家族王陵所在地，是承载法国君主制正统性和延续性的“记忆之场”。王室以此强调王后代表的布列塔尼公爵领与法兰西王室领地融合，联姻所生子嗣自然成为统一法兰西王国的继承者。

1504年安娜在圣德尼修院举行第二次加冕礼，其政治象征意义尤为突出。加冕仪式上，安娜戴的是圣路易王冠，而非通常王后加冕时所用王冠。圣路易王冠存放在圣德尼修院，一般只在国王加冕时才被专程送到兰斯。路易十二还为安娜准备了一枚特别的指环。自14世纪下半叶起，由主教赠予指环就已成为王后加冕礼上的习惯性做法，象征王后与教会的结合。但是安娜加冕礼上的指环具有完全不同的意涵，这是一枚“婚戒”（anneau sponsal）。记录1504年加冕礼的文本特意强调指环的特殊含义：它象征着“王后与法兰西王国的结合”，并享有赋予王后的所有权益。这一做法直到1547年亨利二世加冕才被用到国王身上。国王加冕礼上的指环象征着君主与法兰西王国的结合，也体现了王室领地不可分割转让的基本原则。该原则首先被用到1504年王后加冕礼上：赠予安娜的指环象征着王后与王国的联姻，而布列塔尼公爵领作为嫁妆，也由此并入法兰西王国。安娜是法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以领地作为嫁妆入主法兰西宫廷的王后，也是第一位被明确授予分享君主统治权的王后，尽管其权力从属于国王。可见，路易十二有意突出安娜布列塔尼公爵的身份，是为了强调她的王后身份。仪式作为政治工具，被用来阐释法兰西君主制的原则，并以更直接的方式表达布列塔尼已并入王室领地的“事实”。

安娜的葬礼亦开创了文艺复兴时期王家葬礼仪式的诸多先河。通过葬礼中的各种表征，安娜在法国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得到充分展示，进一步凸显最后时刻她作为法国王后的象征意义。安娜于1514年1月9日病逝于布卢瓦城堡，去世前立下遗诏，将心脏送回南特安葬。路易十二同意为王后举行双重葬礼，并下令按王室传统和国王葬礼规格安葬王后。

安娜要求将心脏送回南特安葬，被后世视为她对公爵领怀有深厚情感的表现，安放心脏的心匣被视为布列塔尼地方记忆中最具表征性的遗产。不过，此类遗愿在当时并非特例，而是法国王室和贵族自13世纪以来的惯行做法。中世纪晚期，国王和贵族倾向于将脏器和遗体分开安葬，立两个甚至多个墓。此种“身体地理学”的分布除宗教意涵外，还是宣示王权或领主权的方式，以表明统治者与王国或领地之间的直接联系。因此，安娜的选择可能并非后世宣扬的那样，是出于对布列塔尼的眷恋和热爱，更多体现的是当时通行的贵族行为，在死后象征性地确认和昭示对领地的权利及家族和宗教上的联系。

实际上，路易十二同意将安娜的心脏送回南特安葬，是为了进一步彰显安娜双重身份所具有的政治意涵。路易十二授权王后的秘书安德烈·德·拉维涅（André de la Vigne）为其心脏墓撰写墓志铭，其中镌刻在南特加尔默罗会修院大门上的铭文如下：

长眠于此的乃安娜之心，法兰西王后、布列塔尼女公爵。

其身葬于王陵，昭昭美德与智慧，堪为法兰西之典范。

其心缘何安葬于此？乃为赋予布列吞人以勇气，

战胜邪恶、傲慢、偏狭的法兰西之宿敌。

此处的“宿敌”指英格兰人。1512年英国海军统帅爱德华·霍华德爵士（Sir Edward Howard）率领舰队侵入布列塔尼沿岸，遭到法国和布列塔尼联军反击。公爵时代打造的“哥德利埃号”作为主舰，在海战中表现英勇，最后与英方主舰“摄政王号”同归于尽。此次海战表明，作为美德典范的王后和女公爵，安娜是法兰西国王最忠实的支持者。对路易十二而言，将安娜之心葬于南特，同样意在宣扬她对国王和王国的双重忠诚，强调她在布法合并上的显赫功绩。因此，双重葬礼是公开宣告布列塔尼归属法兰西的绝佳方式。

尽管安娜生前作了种种努力，试图确保布列塔尼享有独立继承世系，但事与愿违，两次婚姻生育的子女中活到成年的只有她与路易十二所生的两个女儿。1515年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继位后，从王后克洛德那里获得对布列塔尼公爵领的监管权。1524年，克洛德王后在遗嘱中将公爵之位留给长子弗朗索瓦，由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监管，1499年婚约的规定被王室刻意忽略。1532年，年满14岁的王太子依循传统可正式继公爵之位。在一系列精心准备后，国王带着王太子巡幸布列塔尼，并在瓦讷召集省三级会议。在其督促之下，布列塔尼三级会议“主动”提出，将公爵领并入法兰西王国。1532年8—9月，弗朗索瓦一世相继颁布3份诏书和敕令，同意布列塔尼三级会议的“请求”，并明确规定保留给布列塔尼的特权。3份诏书和敕令统称为布法合并条约，其颁布标志着布列塔尼正式并入法国，成为王国的行省。法国王室最终取得了对布列塔尼的合法统治权。

四、“特权和自由”：重写布列塔尼史

1532年9月21日颁布的“普莱西—马塞敕令”承诺，“保留布列塔尼古老的特权和自由”：

同意保留其此前享有且至今仍有效之特权：此后如同此前一样，未事先向该地区三级会议提出，且未经其同意不得征税……司法亦循其旧制，保留该地区的高等法院、公爵委员会、公爵领大法官署、审计法院、三级会议等。

布法合并条约的出台曾遭到布列塔尼部分人士抵制。国王承诺保留布列塔尼的“特权和自由”，或许是省三级会议最终妥协的主要原因。合并条约所承诺的“特权和自由”，成为此后数百年布列塔尼三级会议反复援引维护省级利益的“护身符”，同时也预设了16—18世纪省级精英与君主政府之间的关系框架。

作为保留省三级会议的地区，国王赋予布列塔尼“特权和自由”并非特例。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君主制实际上建立在一套以契约为基础的“特权分享体制”之上。每个法国人都属于某个拥有特权的团体，此类团体又分属不同等级、省区、城市、堂区或职业，“法兰西如同一幅由各种共同体和地区构成的镶嵌画，通过保障其‘特权’的契约与中央政府联系起来”。的确，1532年合并条约颁布后，布列塔尼在政治和经济等层面逐步被纳入君主制体系，不过大部分人对公爵领“准独立”时代的结束可能并无太大感觉。特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保障，甚至税负在很长时间还低于公爵时代。怀柔政策有效促进了布列塔尼与法兰西王国的融合。除宗教战争末期天主教联盟引发的骚乱外，直到17世纪70年代之前布列塔尼都保持了相对平静。

1577年，正值宗教战争时期，为反对亨利三世（1574—1589年在位）在布列塔尼征收新税、设立新鬻售官职，省三级会议重申布列塔尼享有的各项特权。为了提供更坚实的论据，省三级会议于1580年授命法学家贝特朗·达尔让特雷（Bertrand d’Argentré）编纂一部新布列塔尼史。1583年，达尔让特雷的《布列塔尼史》在巴黎出版。该书第1版共12卷，从恺撒征服高卢写起，到1532年布法合并结束。作者从多个层面强调布列塔尼的独特性，为其享有的“特权和自由”提供历史依据。该书有三点对后世影响深远。

其一，和布沙尔一样，达尔让特雷强调布列塔尼不同于法兰西的历史渊源及其独特性。不过，他抛弃了特洛伊起源说，也没有采用勒博和布沙尔的不列颠起源说，而是结合盛行于16世纪法国史书写中的高卢起源说，构建出布列吞人的高卢起源说。根据恺撒、塔西佗、斯特拉波等古代作家的记载，达尔让特雷认为，布列吞人才是高卢人的真正后裔，他们继承了高卢人的语言和传统。针对让·勒迈尔等学者提出的法语高卢起源说，达尔让特雷通过发音和语义等分析了法语与拉丁语、布列吞语与古高卢语的承继关系，宣称“今天布列吞人所讲的布列吞语，才是真正的、古老的高卢语”。不仅如此，他还表示，布列塔尼的名称及其居民并非来自不列颠，可能是以“某个高卢国王的名字”命名；相反，不列颠的名字和它的居民“以我们布列吞人命名”。这一建构直接将布列塔尼的历史置于法兰西和不列颠之前，在1588年的修订版中也保留下来。

中世纪史学者帕特里克·格里认为，19世纪语文学的兴起，使得语言成为族群最重要的“身份标志”，以语文学为基础的科学的历史学被用来为民族主义服务。从该角度看，达尔让特雷或许开创了从语言学角度论证布列吞语之独特性，进而构建布列吞人和布列塔尼特殊性的传统。原本在中世纪晚期日渐被边缘化的布列吞语，在19—20世纪被塑造为布列塔尼地区独特的文化标识，16世纪的地方史书写无疑为之奠定了文本基础。

其二，达尔让特雷更强调安娜作为布列塔尼女公爵而非法兰西王后的形象。在1583年版《布列塔尼史》中，达尔让特雷不仅对法国国王和王室成员多有贬损，还不惜笔墨塑造了一位热爱布列塔尼的女公爵形象。如安娜想尽一切办法抵抗查理八世入侵布列塔尼；即便“违心”与查理八世联姻后，安娜也一直怨憎他在战争中对布列塔尼人民和官员的劫掠和杀害；当得知安娜不得不再嫁路易十二时，布列塔尼人“并不为此感到高兴，而是希望他们的女公爵能够摆脱法国人的桎梏，以自由之身回到布列塔尼，管理自己的领地，为臣民带来福祉”；1505年当路易十二病重，以为自己命不久矣时，“王后下定决心，如果有机会让她在布列塔尼度过余生，她将永不再踏足法国，不再仰赖他人，独立管理其公爵领”。临终前，安娜希望将自己的心脏送回“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喜爱的地方，也就是布列塔尼安葬”。尽管达尔让特雷声称自己的书写均有据可考，但显然由于他极力颂扬布列塔尼和安娜，不吝批评和贬损法国王室，其立场不言而喻。

对比1588年版本的相关记述可知，达尔让特雷确实在该版中对此书作了较大修改。比如将法国国王和王室成员的负面形象改为相对客观的描述。然而，尽管有删改，该版仍存在诸多“敏感”表述。加上1583年初版的私下流通，达尔让特雷塑造的“爱布列塔尼胜过法兰西”的女公爵形象，成为后世围绕安娜塑造布列吞认同最重要的参考。

其三，达尔让特雷谴责法国王室为吞并布列塔尼费尽心机，采用了诸多“不光彩”的手段。在1583年版中，他对法布冲突以来一系列事件和人物的评价，都旨在向读者阐明，布列塔尼并非因为绝嗣等偶然因素才并入法国，而是王室长期精心谋划的结果。尤其是他对1532年布法合并条约出台过程中诸多细节的描写，确有一定史料依据，包括弗朗索瓦一世如何授权大法官操纵合并事宜，通过贿赂和拉拢等手段收买布列塔尼三级会议成员，让其“主动”提出合并。即便如此，瓦讷三级会议上还是出现激烈争论和分歧。反对合并者宣称，合并就是将布列塔尼“置于奴役的桎梏之中”，置于法国各种苛捐杂税盘剥之下，“一切以国王的意志为转移”。也有人反驳说，为了确保公爵领“长久之和平”，合并是“必要之事”。经过多场争论，主合派最终占据上风，合并条约得以达成。

毫无疑问，仅从上述几点看，该书的立场和诸多表述对法国王室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加上宗教战争时期的敏感氛围推动了王室审查制度发展，布列塔尼刚并入法国不久，与其相关的出版物自然受到政府严格监管。时任国王总检察长雅克·德·拉盖勒（Jacques de La Guesle）指责说，达尔让特雷的著作包含诸多公然“反对吾等之国王、王国和法兰西尊荣的表述”。1583年版很快被亨利三世查禁，他命人对该书逐章审查，要求作者修改有争议之处，布列塔尼三级会议上反对者的声音被简化为寥寥数语。直到1588年，修订版才得到国王授权出版。

《布列塔尼史》初版问世时，恰逢梅尔克尔公爵图片出任布列塔尼总督。梅尔克尔公爵是一名狂热天主教徒，1589年亨利四世登基后，他自命为布列塔尼天主教联盟首领，起兵反对亨利四世。加上达尔让特雷曾在1589年加入天主教联盟，因此该书初版和修订版在当时均引起巨大争议。德·拉盖勒便讽刺达尔让特雷是梅尔克尔公爵的“打手”，说他随意篡改历史为梅尔克尔的野心服务。不过，笔者认同让·克雷尔维的看法，即达尔让特雷并非布法合并的反对者，尽管他对合并的方式持保留态度，为该省区曾经的“独立”时光感到自豪。在1583年初版的结尾处，他写道：“我们已经完完全全实现了布列塔尼地区和公爵领与法兰西王国和王室永久之合并，二者已连为一体；由此它们不能再分离，也不会再分离，也没有什么能将它们分离。”当然，他没有忘记撰写布列塔尼史最重要的目的，“我们还希望并恳请，该地区和公爵领此前与现在享有的权益和特权，能够得到维护和尊重，且始终不变”。因此，他可能和布沙尔立场类似，在接受合并已成现实及认可君主权威的前提下，通过强调布列塔尼的特殊性，为它应享有的“特权和自由”寻找依据。

尽管作了审查和修订，亨利三世仍担心达尔让特雷书中的说辞影响法国统治布列塔尼的合法性，于是下令国王史官尼古拉·维尼耶寻找更为“真实可靠”的历史论据加以反驳。维尼耶引经据典，撰写《论昔日之小布列塔尼及法兰西王室对其拥有之权益》，一一驳斥《布列塔尼史》两个版本中的“谎言和诽谤”，以“维护王室荣誉和权利”。因维尼耶1596年去世，该书经其子编撰，1619年才被刊印出版。

维尼耶特意采用“小布列塔尼”的表达，与“大不列颠”相对应，是为了驳斥达尔让特雷提出的布列吞高卢起源说，强调布列吞人并非土生土长、保留高卢传统的阿尔摩尼克人，而是来自大不列颠岛。针对达尔让特雷等人提出的布列吞王国建立比法兰克人入主高卢早上百年，法国王室无权要求布列塔尼公国向其宣誓效忠的说法，维尼耶考证后认为，所谓建立布列吞王国的第一位国王梅里亚代克，不过是传说中的虚构人物，并无实据；而且“无论大不列颠还是小布列塔尼”，都不曾在法兰克人入主高卢之前建立过所谓王国，但有确切证据表明，自“伟大的克洛维国王”以来，布列塔尼地区便已臣服于其统治之下。也就是说，布列塔尼自古便是法兰西王国“属地”，之后不过是收回对属地的管辖权而已。该书为法国王室对布列塔尼享有的权益辩护，成为17世纪官方时常援引的文本。

作为亨利四世最晚收复的省区，布列塔尼在宗教战争最后阶段的立场略显尴尬。梅尔克尔公爵率领的天主教联盟缺乏明确目的和组织，加上他同意西班牙军队入驻布列塔尼，引起省内诸多城市和地区不满，导致多地民众暴动。1597年12月，忍无可忍的布列塔尼三级会议最终向亨利四世求助，请求“国王的军队速来搭救布列塔尼，将其从敌人的侵占和压迫中解放出来，否则这里的自由及古老的权利和特权都将被迫受制于人”。恰如法国历史学家乔治·米努瓦所感叹的，这一请求耐人寻味，因为梅尔克尔公爵自称是布列塔尼自治权的捍卫者，而负责维护布列塔尼特权的三级会议竟然请求亨利四世尽快将其赶走，实则是把国王视为保障布列塔尼“特权和自由”的后盾。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交融之后，该事件或可视为布列塔尼在政治上认同法兰西王国的有力印证。

余论

作为法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两度为后的女性，安娜缔结的婚约无疑构成法国王室与布列塔尼围绕领土聚合以及“特权和自由”展开的政治博弈中不可抹去的底色。安娜作为女公爵和王后的双重身份，使其行为和形象塑造，具有维护布列塔尼精英阶层利益与认同法兰西君主制的双重属性。正因为存在双重属性，才使后人将其塑造成为自身立场服务的政治文化表征。在18—19世纪布列塔尼的历史书写中，达尔让特雷所塑造的安娜形象被进一步凸显。尤其是19世纪布列塔尼的地方主义者为寻找一位在认同法兰西政治框架的前提下，能代表其区域自治理想的人物时，安娜成为当然选择。以安娜为切入点可以看到，布列塔尼强烈的区域和文化认同，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布法合并前后政治文化博弈的直接遗产。正是该时期的婚约、历史书写、仪式和形象塑造，为后世布列塔尼地方认同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素材。

对于直至大革命前均以维护地方利益为己任的布列塔尼三级会议而言，安娜的婚约和地方史书写是抵制君主侵犯省区特权的有力武器。王室政府则通过仪式、审查制度和君主制历史的再书写试图消解其影响，确保对新并入省区的控制和融合。15—16世纪见证了构建政治认同与追寻历史之间更为密切的联系，成为法国历史编撰学发展的关键时期。王侯史和民族史编撰，日益成为王朝国家为自身统治合法性提供依据的工具。此种联系同样可为地方省区所用。王朝国家越是试图加强对地方省区的控制，省级精英便越希望从历史中寻找证据来强调自身特殊性，以抵制王权的过度渗透或索取。从布沙尔的《布列塔尼大编年史》到达尔让特雷的《布列塔尼史》，应时而生的历史书写既是维护省级“特权和自由”的有力武器，又成为构建地方认同的文化资源。17世纪晚期布列塔尼三级会议再度资助地方史写作，亦是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赋税不断攀升、绝对权力持续向省区渗透的直接结果。

在以领土整合和王国认同为基础的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君主汲取财政资源和强化自身权威的努力，确实会冲击省区既有特权和利益，双方为此展开的博弈形塑着近代早期法国的政治和社会性质。不过应注意的是，近代早期法国君主的集权化努力并不以消灭特殊性、建立无差别统治为目的，各种“特权和自由”往往构成王朝政治运作的“拱顶石”。恰如布罗代尔所指出的，直到旧制度末期，哪怕在王权强化的情况下，君主制都没有铲平各省之间的差异，它已习惯于“尽可能尊重特权，不破坏约定俗成的传统和必须遵循的体制”；“每个省都保持各自的特权、传统和‘自由’以及历史遗留下来的地方主义”。王权的渗透可能伴随地方省区为捍卫“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e）而强化地方认同，而省区对特殊性的强调并不排斥对君主权威的认可和对法兰西王国的政治认同。因此，地方认同的发展与国族认同的强化不一定矛盾，这种双重归属在博弈的同时可能呈现相互依存和共生关系。如米丽娅姆·亚德尼所言，要理解法兰西认同的诞生，根脉恰恰要从先于其存在的“乡土依恋”（patriotisme local）中寻找。正是早熟且深厚的乡土观念及地方史书写，在更为广阔的图景上呈现了不同省区在法兰西历史和文化中的特殊贡献，也锻造出以多样性著称的“法兰西特性”。

（作者熊芳芳，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文载自：《历史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