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罗马帝国的衰亡，如何成为欧洲分裂的起点？

在《中世纪文明》这部作品中，勒高夫试图对罗马帝国的衰亡与中世纪文明发展历程重新加以审视。众所周知，“希腊罗马”常被并称为“古典文明”。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将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精美典雅的拉丁文和雕塑绘画艺术等视为在历史中失落甚或遭到遗弃的瑰宝。甚至直到20世纪，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仍在其《12世纪文艺复兴》中盛赞罗马拉丁文学，并将一个时代的拉丁文写作水平当作欧洲中世纪文化发展的晴雨表。这些观念既是多个“罗马形象”相互混杂而生的，也与19世纪末以来的进步主义息息相关。然而，在勒高夫看来，罗马在榨取帝国力量之时却并未能创造“任何价值”，特别是从希腊化时代以来，再也没有出现具有决定性的技术创新。从2世纪下半叶开始，一直到3世纪危机，罗马世界的根基受到了极大的动摇，帝国的心脏也无法向肢体输送新鲜血液。于是，被勒高夫称为“极端保守主义杰作”的罗马文明走向了衰亡。

欧洲是否也存在着一种“大一统”的倾向？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学术界对此多有探讨。作为一个数千年来不断勉力维系大一统格局的华夏文明的后裔，我们似乎对“大一统”有天然的亲近感。在许多人看来，欧洲历史上寻求统一的努力都与“重建罗马帝国”的想象息息相关。勒高夫却指出，在罗马帝国衰亡后，中世纪西方所面临的分裂局面正是由罗马继承而来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秩序结构中，作为向心趋向的行省罗马化与作为离心趋向的行省地位与自主性的提高是其治理模式的一体两面。

更进一步来说，中世纪西方所面临的统一和分裂之间的张力，实际上就是从罗马帝国那里继承的。帝国的分治使得以意大利为中心的西方失去了以小亚细亚、中东和西亚地区为核心的东方。而且，蛮族的统治即使带来了迥异的习俗，却让许多“不愿忍受罗马人的不公与残忍”的人宁肯去生活在异邦人当中。在勒高夫看来，从狄奥多西大帝在395年去世直到公元800年查理曼的加冕，罗马世界与蛮族世界进行了将近四个世纪的融合。罗马帝国和“皇帝”的尊号与权威仍然具有不可抗拒的独特吸引力和神秘的禁忌性。即使蛮族领袖们穿上了罗马人的衣服，用罗马人的官衔和体制来治理自己的臣民，却没有哪个人敢自称为皇帝。直到查理曼时代，西方的中心从原先的亚平宁半岛转向了莱茵河流域，之后又持续分裂分散，最终催生了中世纪西方这个“没有真正统一中心”的新世界。

这种缺乏中心城市的现象与城市化的衰退直接相关。相比较于鼎盛期的罗马，中世纪早期的蛮族世界没有重新生产和配置资源的能力。整个西欧的技术水平、商贸活动乃至审美品位等等，也都经历了极速退化。城市化的衰退，或者说人口大量流入农村这一社会经济现象，塑造了中世纪西方的基本面貌。随着罗马大道无人修缮，水路对于欧洲的作用就日益强化，曾经那些在陆路交通中充当枢纽而无水路可达的地方成了最早衰落的城市。这些衰败的城市无法继续充当经济中心的角色，转而变成了采石场。按照亨利·皮朗的说法，由于八九世纪伊斯兰教势力的扩张，欧洲的领导者不得不放弃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区域，而只能扎根于西北欧地区。值得注意的是，阿尔卑斯山南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气候差异，在农业生产、社会治理传统、语言风俗乃至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都存在着极大差异，从许多方面来说都难以将之视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将这一片被称为“欧罗巴”的地理区域和人口连接起来的核心纽带便是基督教。

2.欧洲一体化的终极推动力

从任何一个角度去观察，基督教都可说是欧洲大一统的终极推动力。作为一种发源于犹太教的宗教，其在早期的传教过程中奇迹般地摆脱了原先民族宗教的局限，而以“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的普世情怀为己任。在这个过程中，罗马帝国的权威、象征、制度乃至价值观念也借助教会在整个西欧散布。勒高夫同时强调，基督教会也必将从罗马帝国及其自身历史起源中继承一种封闭自守的倾向，而这又与其普世性宗教追求形成了巨大张力。在十几个世纪中，基督教思想为无数欧洲人提供了生前的精神庇护与死后的永福期待，而作为信仰具象化的教会则同时掌控着大量的土地、财产乃至农奴。

“三个等级”的说法从中世纪早期到中世纪晚期经历了不同的建构，我们便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社会演进的趋势。在最开始的时候，祈祷者、作战者与劳作者之间并非金字塔式等级关系，因为“这三个群体同时存在，不能被分开”，每一个团体所提供的是“其余两个团体进行活动的前提”。从本质上来说，此种划分是宗教性的，但当宗教思想嵌入到社会生活并成为指引社会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后，社会结构的神圣化就不仅仅是一种宗教理念。意识形态从一种脑海中的思想，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现实，阶层之间的划分体现于不同阶层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不仅是一种风俗，更逐渐成为了一种法律，亦即凡是违反这种划分及其相应要求的人要受到惩罚。勒高夫认为，单纯从“等级”这个词汇的演变（ordo—conditio—estate）就足以说明社会分层结构的世俗化。原先的三元模式走向衰亡是同中世纪盛期的城镇和商贸发展同步的。比如，在14世纪，人们将“高利贷者”称为“第四等级”的“恶魔”。在这个时候，宗教管控的力量已经达到了极限，已经无法限制社会新生阶层和活动的出现了。

在中世纪研究中，有各种名目的“文艺复兴”或“文化复兴”。无论是“加洛林文艺复兴”或是“奥托文艺复兴”又或者是“12世纪文艺复兴”，其本质上都是在强调一种明显可见的大规模知识复苏运动。有时这种知识发展会带来持久性的影响和创新性成果，而有的时候，则只是对过度崩塌的知识体系所进行的一种补救、完善或微小的提升。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中世纪研究深受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范式的影响，将古典文化视为中世纪欧洲文化复苏的源泉。然而，勒高夫却非常准确地指出，作为中世纪西欧文化精英的主要构成者的教士们，对于那种带有“怀旧”情绪的“回到古代”有着非常不同的认知，他们并不想真正地回到罗马帝国。在他们的世界观中，罗马是最后一个帝国的象征，而这个帝国需要进行改造。在蜿蜒曲折的历史进程中，知识转移和帝国转移并行不悖，所谓的“重生”（也就是“复兴”一词的本意）不是回归到某一个具体的点，而是从头来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洛林文艺复兴并非是罗马文化的回归，反而是中世纪西欧独特文化的开端；而12世纪文艺复兴也并非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回归”（平心而论，古希腊特别是希腊化时代的思想在此前从未深刻影响到西北欧地区，这就是新知识、新思想的传入而非“回归”），而是在深受阿拉伯—伊斯兰、希腊古典与希腊化时代知识和拜占庭、犹太乃至叙利亚思想的影响，在采纳融汇基础上实现的“新文明的创生”。

当然，中世纪西欧对罗马帝国的理想化怀旧也并不鲜见，特别是在德意志帝国的奥托王朝时期。当奥托三世将自己的老师热尔贝立为教宗，并赐予其“西尔维斯特”的名号时，就能看出这位年轻皇帝对君士坦丁大帝伟业的景仰。然而，他的早逝使历史走向了另一个方向，教宗从属于皇帝的传统在半个多世纪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无论如何，公元11—13世纪见证了中世纪拉丁西方“真正腾飞的时代”。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西欧的中心开始向北方转移。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带有犁壁的轮式犁和三圃轮作制以及广泛种植富含植物蛋白的豆类植物，都使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开阔平原成为了可兹利用的沃土，马匹的使用和推广也使得深耕成为了可能。特别是土地拓展垦殖运动在森林地区以及德意志与斯拉夫人边境地区的迅速扩张，为欧洲这一时期剧增的人口提供了更多的可耕种土地。同时，基督教边界的拓展几乎为德意志人所垄断，而最终又演变为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对抗。在这个过程中，宗教动机几乎全然变得不重要。为了获得更好更多的土地，德意志人会毫不犹豫地攻击那些已经皈依基督教的地区。“文德十字军”期间就有东部边境的文德人城镇被围困后，城墙上却举起了主教的权杖和礼仪游行用的大十字架，以表明在城中被困者也是“基督内的兄弟”。然而，这种行为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削弱杀戮的残酷程度，却不会对最终被占领和奴役的结果有什么本质性的改变。

3.分裂与统一的交锋

在统一还是分裂、保守还是开放的对立与争论中，中世纪西方用了将近十个世纪的时间才最终走出了自身文明的发展道路。在查理曼时代，君主似乎有重新恢复西方统一的愿望，并向着意大利、西班牙和德意志地区开启征途。这个进程受到了阿拉伯—伊斯兰势力扩张的阻碍，并且“撒拉逊人”一直伴随着欧洲人“走出中世纪”，一直走到了今天。

在对十字军东征的评价上，勒高夫也对此前历史学家将战斗前线视为文明互鉴中心的观点持鲜明批判态度。他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同伊斯兰世界的接触促进了西欧的商业增长，从战场上也没有带来什么新的技术或文化产品，真正发挥作用的是那些没有绵延战火摧残的西西里、西班牙和拜占庭领地。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十字军东征在某种程度上将拉丁西方的欧洲人团结在了一起，这是他们在面对纯粹的异教外族时的应激反应。而在跨越几个世纪的十字军征战中，他们也能更为看清其内部的分裂，并强化了自身的民族认同。他们在不断地试图跨越新的边界，而对新边界的拓展也有利于强化业已存在的边界和认同。

在勒高夫的叙述框架中，从11世纪以来欧洲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重大变革为基督教社会的统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基督徒的世界中，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等日常生活与灵性生活的共识，逐渐因宗教生活的普及而变得统一。特别是在12世纪之后，许多出身教会法研究的学者成为教宗，他们通过各种谕令将基督徒生活进一步整齐划一，而且会随着时代本身有所迁变。事实上，勒高夫的确认为13世纪代表着“中世纪西方的巅峰”，甚至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一时期“可以被描述为欧洲模式的确立时期”，也就是“西方”真正诞生的时代。

勒高夫非常敏锐地观察到，中世纪西方封建制度的建立使整个社会风气发生了更为剧烈的变化。虽然中世纪常被误解为“神权至上”的社会，但实际的权力基础仍然是对土地这一最根本的生产资料的占有，确定对土地的占有权则必然需要依赖于武力。因此，在封君封臣的政治制度下，道德的根基不再是希腊—罗马古典时代所宣扬的正直或者公正（“正义”这个崇高的理念被保留给了基督和君王），而变成了忠诚。这种社会性心态变化对整个中世纪西欧的构造形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逐渐蔓延开来的异端运动常常被冠以“反封建”的名头，这在某个方面来说是合适的，因为对于当时的教会和领主来说，这些人背叛了自己对教会与领主的忠诚，继而就代表着他们必须放弃自己从教会与领主那里所获得的回报：那就是灵魂的得救和土地的使用。

到了中世纪晚期，随着社会经济面貌的变化，道德观也随之改变。僭越封君权力的“傲慢”让位于渴望金钱的“贪婪”，后者成为了所有罪恶中最为人忌惮、痛恨却又难舍的渊薮。尽管如此，新兴的市民阶层和商人团体也逐渐在意识形态上塑造他们的合法性，他们认为自己的存在对于国家和地区是有利的。随着时代的变化，作为意识形态权威的教会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正如14世纪的圣马丁修道院院长所言，“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只靠自己的资源满足需求，这也就是为什么商人们要出去劳作，颠簸劳碌”。商人为国家提供本地缺少而需要的东西，“在海上由此地到彼地为国家提供补给”，因而人们不当对其苛责而是应当爱戴他们。

对于中世纪盛期欧洲而言，所谓的“统一”或者“联合”似乎不能算作当时的历史发展主流，反而是各个“国家”独具风格的独立道路才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主题。许多学者都认为，就拉丁西方而言，其在文化上具有相当的统一性，特别是在高层精英文化中，因为这些地区都深受天主教思想和拉丁文的浸润。然而，在其文化和宗教意义上的统一，并未能在政治领域产生对应的效果。从11世纪到14世纪，随着欧洲的“基督教化”进程，更多的王国整体参与进来，而多王国并立的模式也获得了理论上的合法性。这一点不仅在当时得到了知识阶层的认可，一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无论是德国的兰克学派还是英格兰的斯塔布斯、梅特兰，又或是法国的安托万·安培、夏尔-维克多·朗格诺瓦，直到大西洋彼岸的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及其“进步主义门徒”，都未曾质疑这种世俗权力并立的局面，反而却极为推崇，并认为欧洲文明的独特性乃至“优越性”便根基于此。

与勒高夫相比，其他一些法国著名中世纪史学者似乎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勒高夫之前两代人的奥古斯丁·弗莱彻（Augustin Fliche）。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他是我们所熟知的“格里高利改革”（La Réforme grégorienne）概念及其整体框架的创建者，他的历史解释充满着“教会不断走向胜利”的“凯旋论”。在他主持编修的多卷本《教会史》（1950年版）中，认为在13世纪战胜了腓特烈二世这个“敌基督”和“异端皇帝”之后，“基督教统一”已经走向了实现。

最接近这一刻的正是在1272年到1274年所召开的里昂大公会议，在那个时候，长久与罗马教会相分离的拜占庭人似乎也已经准备接受与罗马教宗的共融，而在里昂会议结束前逝世的圣托马斯·阿奎那则借助将亚里士多德主义纳入天主教神学体系，完成了异教哲学与基督教信仰的完满统一。用比利时新托马斯主义哲学家伍尔夫的话来说，“每个人都真诚地相信世界已经到达了旅程的终点，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达到了完美的稳定状态”。整个世界似乎都在走向统一、走向和谐、走向最终的辉煌。到了14世纪初，天主教欧洲的基本版图业已固定确立了下来。即使在其内部，各个国家、领地之间的边界仍然模糊不清且时常发生变动。而且，随着亚里士多德主义在政治学说方面的渗透，以及欧洲各地民族国家的逐渐萌发，人们越来越觉得某种单一的统治秩序并不符合人的本性，也不符合大众的利益，而多元统治模式似乎更应该成为欧洲各国的选择。在这方面，法国多明我会修士约翰·奎多特 （John Quidort，卒于1306年）堪称其中的代表，这也正印证了法国作为民族国家和君主集权先驱的地位。

需要时刻牢记的是，战争、饥荒、瘟疫和野兽是中世纪西方历史进程中晦暗的屠夫。在中世纪早期，整个社会为一种残暴的精神所笼罩。在《萨利克法典》中，甚至可以看到如果断人手足、割鼻挖眼、断人手指分别要赔偿多少钱，甚至手被完全割掉或是尚有连接的罚款数额并不相同。同样，如果割掉别人的拇指和拉弓射箭的食指，就比割掉其他指头的罚款要重一些。勒高夫反复在提醒读者，中世纪西方首先是一个“充满饥饿的恐惧且经常为饥饿本身所蹂躏”的世界。在中世纪民众中所流传的各种神迹里面，变出大量葡萄酒的奇迹远不如变出大量面包的奇迹那样受到广泛欢迎。除了上层人士能够饮用大量葡萄酒之外，一般民众唯祈求以粗粝的黑麦面包果腹。在整个中世纪时期，绝大多数民众都承受着巨大的整体性恐慌，特别是面对瘟疫和战争的时候，他们都会以自我的肉体惩罚作为“平息天主义怒”的方法。“安全感”在那个时代极为匮乏，似乎唯一的寄托就在于天国的安慰，而物质上的极大匮乏更引发了心智上的不安全感。毫无疑问，“安全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渴望，而中世纪西方在物质方面所能提供的并不太多，而在精神方面的慰藉又难以完全摆脱历史与时代的困境。

4.理想的破灭？

如果反观今日欧洲的状况，我们也许会觉得三十年前的那代欧洲学者和政治家都过于乐观了。从2016年以来，随着英国“脱欧”、俄乌军事冲突等事件，都使人们对“统一”的历史前景产生怀疑。在2018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获得查理曼奖。他在致辞中提醒自己的欧洲同胞，不要走“洛塔林吉亚的老路”。他所描绘的正是后加洛林时代的政治分裂和频繁出现的地方性暴力等。按照传统的历史叙述，这些地方封建主之间的暴力正是在教会干预的“上帝和平运动”才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平息的。

早在19世纪末，当时已经对欧洲局势无法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天主教会就试图为当时现代民族国家所形成的弊端找寻补救的方式。利奥十三世在《永恒圣父》的通谕中，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中世纪，认为当前所有的政治弊端其根源都在糟糕的哲学，而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就是回归正统的好哲学。在教宗的话语体系中，最好的哲学无疑就是托马斯·阿奎那的天主教神学思想体系。

在20世纪许多思想家看来，中世纪盛期的欧洲为当时的欧洲困境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解决方案。例如英国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就曾说，“如果我们的文明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发展出一种共同的欧洲意识，以及一种历史和有机统一的意识。”德国著名中世纪学者迈克尔·博尔戈尔特也认为，中世纪欧洲开启了第一次且永无止境的努力，以力图将各种多元性转化为统一性。英国学者理查德·威廉·萨瑟恩将“经院人文主义”与“欧洲的统一”这两个词相结合，组成了他遗作的标题。萨瑟恩的学生罗伯特·巴特利也认为到大约1300年的时候，欧洲已经作为一个可识别的文化实体而存在，他甚至在这部1993年出版的书中预见到十年后欧盟国家集团的迅速扩张。反观中世纪盛期，我们会发现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的建构早在12—13世纪风行的历史书写中体现了出来。

然而，中世纪盛期欧洲的面貌实在是过于复杂。如勒高夫所言，这个暴力的、艰难的、被自然掌控的中世纪时期，却极具创造力地奠定了西方文明。必须要“揭示其物质、社会和政治等要素是如何被符号和想象的世界所渗透时”，人们才可能真正地理解中世纪的欧洲。

转自“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