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者柯娇燕和德国历史学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分别于2008年和2016年出版了同名英文著作《什么是全球史》，代表了国际史学界关于全球史的阶段性思考。对比两书可知，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学界关于全球史的史学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

柯娇燕认为全球史是“一种思考与写作的模式”，是“一切试图致力于广泛、大规模或普世视野的历史”，全球史学家“以其方法而不是史实，区别于那些研究地区史或国别史的学者”。因此，“发现史实和汇编初级历史这类基本工作不是全球史研究者要做的事。相反地，他们利用其他历史学家所做的研究，关注较大模式，并提出理解变迁的方法，以便阐明全部人类历史的性质和意义”。这种认识论基本反映了全球史初兴阶段立意高远、视野恢宏的学术旨趣。威廉·麦克尼尔、马歇尔·霍奇森、列夫顿·斯塔夫里阿诺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杰里·本特利等全球史先驱多致力于大规模、长时段历史进程的研究，他们的全球史观更多地呈现于各自撰写的通史类著作之中。针对“人类之网”“半球区际”“世界体系”和“跨文化互动区”等研究对象，他们无法像传统的历史研究那样穷尽一手史料，而不得不高度依赖二手文献，大量借鉴专门史研究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学界对全球史的理解有了长足的进展。在康拉德看来，全球史既是研究对象，又是研究视角，它是“一种将现象、事件和进程置于全球脉络之中的历史分析”。他据此将全球史书写分为三类：全景式的万事万物的全球史；以联系、互动、交换为焦点的全球史；全球情境中整合的全球史。康拉德征引了新近具有代表性的全球史论著，清晰地展现出该领域的发展趋向。其一，研究单位更加多元。全球史学者致力于打破“容器式思维”，“不将任何单位视为全球史理所当然的研究单元”，地球、海洋、区域、国家、城市甚至某个地点都可以置于全球史的情境之中。从某个地方出发的全球史，成为国际学界关于全球史教学和研究的热点。其二，研究议题更加细微。不少专门史领域将自身的学术传统与全球史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研究范式，产生了一批冠以“全球”的研究领域，诸如全球经济史、全球思想史、全球科学史、全球劳工史、全球中世纪史等。以具体的物品、人物、机构、事件等为研究对象的全球微观史成果接连涌现。其三，研究方法更加实证。随着研究对象的具体化和细化，全球史书写的可操作性越来越强。

史学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全球史学者对史料的认知和处理，进而塑造了全球史领域的知识生产。原始史料的利用情况，成为衡量全球史论著的重要标准之一。

相比传统的史学实践，全球史研究更加关注联系、流动、交互，强调全球情境中多元要素的整合，因而对历史学者运用史料的修养和技艺提出不同的要求。

全球史学者首先要在智识层面上有所突破。全球史学者所要遴选的史料，是那些在他看来具有历史重要性或史学重要性的史料，其判断标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第一，突破“容器式思维”。全球史研究鼓励历史学者冲破由时段、空间、主题、学科造就的藩篱，走出固守的畛域，让“视而不见”或完全陌生的史料进入视野。例如，英国历史学者布鲁斯·坎贝尔的《大转型：中世纪晚期的气候、疾病、社会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一书在征引中世纪档案史料的同时，还大量采用古生态学、生物学、气候学、病理学等学科的资料。第二，超越中心论。近年来全球史研究在“将欧洲地方化”、反思西方中心论的同时，越发认识到传统意义上的“边缘史料”的重要性。少数族群、底层民众等群体进入全球史学者的视野，与之相关的日常生活史史料、口述史料、非官方史料逐渐得到发掘、利用。第三，全球史学者有必要将逻辑推论和历史想象结合起来，让处于不同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中的史料发生对话，形成相互支撑的证据链。比如汉学家卜正民在《维米尔的帽子》一书中以维米尔笔下的油画为史料，通过追踪画中帽子、瓷器、水果等物品的来龙去脉，将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跨洋商业、非洲奴隶贸易、白银资本的流通、西学东渐等历史事件串联起来。

全球史学者还需克服技术层面的困难，借助各种工具寻找史料。他们在处理史料问题时往往会面临着三种情况或挑战。其一，史料太多。尽管全球史研究的选题在时间和空间范畴上有宏观、中观、微观之别，但各类选题都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和延展性，需要丰富的史料作为支撑。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全球史学者很难对浩瀚的史料“竭泽而渔”。其二，史料太散。全球史研究通常借助多个语种和类型的史料，它们零散地分布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搜罗难度很大。以《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为例，该书内容时间跨度达千年，空间上囊括了除南极洲之外的各个大洲和大洋。在英文原书中，注释体量多达140页，约占全书1/4篇幅。作者斯文·贝克特曾前往世界多地档案馆和图书馆搜集史料，创作过程历时十年。如其所言，“写作此类书籍需要海量史料，世界上极少有历史学者能像我这么幸运有机会获得它们”。其三，史料太少。全球史研究中不同议题的史料分布并不均衡，研究者时常遇到史料不足甚至史料缺失的情况，致使历史构图出现断裂或缺口。

在最近十余年的时间里，大数据的发展与全球史研究的具象化几乎同步推进。通过对历史数据的收集、输入、摄取、分析、输出等一系列程序的处理，大数据给全球史史料的获取和利用方式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与全球史相关的大数据建设业已取得很大成就。其中，美国全球史学者帕特里克·曼宁主持的“历史信息与分析协作项目”令人瞩目。该项目意在创建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历史档案库，将处于不同空间、时间维度，具有不同主题的海量历史数据整合起来。自2007年酝酿以来，项目组已经有效创建了数个历史数据集，有助于增进历史学家对移民、疫病、商品等诸多历史变量的理解。

史料无法不言自明地反映过去，所以全球史叙事不是全球各地史料的简单叠加，而是基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做出的历史解释。史料占有情况直接影响全球史学者的研究选题和问题意识，进而影响着全球史的知识生产。目前来看，世界各地的全球史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史料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带来的制约。史料的有限性是指史料体量欠缺，对历史解释的支撑力度不足，难以表现完整的历史构图。

史料的有限性是指史料质量欠佳，其真实性、客观性存在偏差。以非洲历史为例，非洲大陆很多地区没有创制自己的文字，一直依靠口述文化承袭历史传统，致使可资利用的成文史料极其有限。19世纪中后期随着欧洲殖民者进入非洲，那些“没有历史的人”被记入历史。不过，相关史料多出自欧洲人笔下，不乏褊狭和贬损。尽管数字化史料和大数据的发展对此有所弥补，但无法彻底解决这些难题。

鉴于此，全球史学者在追求更加平衡的全球史书写的过程中，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史料批判意识。不少学者指出，欧美学界之所以在全球史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与其史料占有优势有很大关系。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为全球史学者检索、获取、运用史料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数据鸿沟。史料分布和利用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延续了全球史学术格局中的结构性不均衡。对此，非洲历史学者保罗·泽莱扎呼吁更多的历史学者投身于全球史的研究、写作和教学，从各自所处的角度探究全球史，摆脱对西方史料的依附。全球史旨在展现世界不同国家、地区和社会之间的差异和关联，这敦促全球史学者在研究实践中保持足够的审慎和谦卑，带着自觉的史料批判意识，发掘多元史料的价值。

作者：杜宪兵，系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副教授

转载自：《光明日报》2025年1月20日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