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兴起，以及传统政治史研究指导思想下的史料选取，使得传统政治史在二战之后迅速衰落。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借鉴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在政治史研究领域内掀起了一次变革，从研究方法到研究材料都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政治语言，解构主义等概念被引入政治史的研究，而图像和实物材料也作为史料出现在政治史研究领域。与此同时，跨学科的研究，尤其是文学材料的引入，使得政治史的研究范畴愈发扩大，使政治史研究重新成为历史研究的热门领域。

关键词：新政治史；近代早期英国；史料创新；跨学科研究

一

上世纪70年代，随着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兴起，曾经占英国历史学研究主流的政治史逐渐失去了其主导地位。作为传统政治史学的代表人物，埃尔顿（G.R. Elton）的研究成果颇具代表性。在其理论性著作《政治史：原则和实践》（Political Histor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中，埃尔顿强调“历史学家如果对过去社会的政治生活没有兴致的话，那么他们将对历史学失去兴趣”。然而，埃尔顿定义的政治史范畴较为狭隘，他认为“只有君权和独立的主权国家才是具有研究价值的政治团体”。这种研究理念就将政治史的范畴局限在精英政治的范畴之内，包括国家，议会，法律和贵族的研究，而使用的材料也大都与之相关。在近代早期研究领域，尤其是都铎、斯图亚特两朝的政治史研究，使用的材料无外乎波拉德（Pollard）以及埃尔顿等人编撰的书信集，王室法令集，宪政文献集等官方保存的政治文献。这就对政治史研究设置了一个瓶颈，即文献的有限性。这种局限性来自于波拉德提倡的史学专业化。在波拉德看来，历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遵循固定的研究范式，对于方法和材料都有着非常严格的界定。

《政治史：原则和实践》，作者：G. R.埃尔顿，来源：https://www.fulcrum.org/concern/monographs/n870zr09s

埃尔顿所强调的政治史界限过于明显，很难同其它的史学研究方向相融合，以至于特里维廉（G. M.Trevelyan）在其《英国社会史》（English Social History：A Survey of Six Counties, Chaucer to Queen Victoria）的序言中不得不将社会史的定义同政治史区分开来。他写道“消极的讲，社会史就是一部摒除了政治因素的人民历史”。而在上世纪80年代，在英国近代早期的研究当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在社会史中引入政治史，抑或政治进程中的社会因素，而这种趋势被柯林森称之为“新政治史”。然而，新政治史并非是一种概念上的创新，而是在采用新研究路径的学术成果上而得出的。新研究范式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以及乔伊斯（Patrick Joyce）对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引入。琼斯的研究强调语言对于政治行为的重要影响，并且赋予政治行为以内涵；而乔伊斯的研究则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引入到政治史的研究当中，通过对于政治身份（political identities）的剖析，来论述政治现实同政治表象（representation）之间的差异。这种研究方式也很快成为了政治史研究的新方向，通过对于政治语言的解读，以及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来解构政治史。与此同时，英国新政治史的研究受到欧洲大陆史学发展的印象深刻，例如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正式源自于法国政治史学家们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而创造的概念。新政治史的研究范畴率先出现在现代史的研究当中，并且随后影响了近代早期英国政治史的研究。

然而，这种在英国现代史中的流行的研究方法，并没有完全被引入到近代早期的研究当中，柯林森将近代早期新政治史定义为“社会史框架下的政治回归”。这种新的历史学方法改变了以埃尔顿为首的传统政治史学家的研究理念，侧重于研究政治史的社会维度，即政治在不同阶层中的接受程度，非精英阶层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政治对于一个阶层在长时段的影响等等，即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史研究（history from below）。通过对于社会行为的分析，例如政治习惯，文化传统等因素对于政治的影响，来研究政治对于当时民众的影响，以及民众对于政治的接受程度。例如安迪·伍德（Andy Wood）在研究1549年农民起义的时候，将之定性为一场中世纪农民起义范式的延续，即农民意图实现自身政治需求的一种方式，并且将这种方式，以及政府的应对措施，和英国近代国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

影响近代早期新政治史的第三个因素是政治文化概念的发展。这个概念最早源自于法国的政治史学家们，他们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的时候，创造了政治文化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也成为了对近代早期英国政治史研究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概念。按照埃尔顿的观点，政治史就是国家和制度的历史，而不强调人的因素。而新政治史的创新就是在埃尔顿等人搭建的政治框架下，研究这些政治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例如，埃尔顿在研究都铎斯图亚特时期的政治史，强调议会、特权法院等政治机构对于国家的影响；而新政治史学家们则将研究的对象不断扩大，例如君主的巡游，狩猎，比武等娱乐活动，也都被政治史学家们赋予了政治含义。埃尔顿等人近代早期英国政治史研究，大都集中在议会这个常设的政治机构；而作为一个非常规机构的宫廷（court），则成为了新政治史学家的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君主在某一时期内在宫廷内的活动，以及国王同贵族之间的关系，来审视当时的贵族政治文化，以及这种文化是如何影响政府机构运作的。

作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一种延伸，在宪政史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新的趋势。在埃尔顿看来，政治史的研究要求历史学家们研读原始文献，而不是注重理论的创新。随着新政治史的兴起，宪政史的领域也出现了跨学科的发展趋势。例如，凯文·夏普在对于近代早期英国宪政史研究中提出，除了叙述政治史之外，还需要借助文学，书籍，甚至是女性史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宪政史。新宪政史并不想埃尔顿所构建的那样，是一个以法律为核心的研究，相反，它将政治文化作为宪政史研究的中点，即政治文化在法律形成的过程中有何种的作用。这种研究方式的变化，将宪政史从单纯的法律维度剥离出来，将文本，口头文化等内容引进其中，从而在政治结构这个常规（formal）的框架下，研究非制度化（informal）的因素。如果说过去的宪政史研究强调的是机构，那么新宪政史学则强调人的作用，即人是如何看待政府，回忆政府，再构建政府的一个过程。

在政治史的研究范畴得以扩大，政治史并不仅仅是精英和贵族们的政治史，而且也是普通民众的政治史。在埃尔顿等人的政治史研究当中，郡（county）作为最基础的整治组织而出现，其研究并未将目光延伸至郡以下的基层政治组织。随着这种观念的深入，微观政治史得以兴起，以堂区（parish）为最基本政治单位的研究逐渐兴起。而基层的研究缺乏突出的个人材料，加之麦克法兰提出的群体性研究，使得新政治史学家们将普通民众当成一个整体而加以研究。这种研究的兴起，使得过去的史料开始无法满足新的研究需求，如果将埃尔顿等人主导的政治史研究概括为是以法律研究为核心，阐述近代早期英国从王室到郡一级的政府是如何运作的话，那么新政治史的研究则侧重于强调人的因素，即人在政治进程中的作用，英国社会固有的习俗，文化以及参与者的心态都成为了新政治史研究的对象，这也就必然使得过去的研究材料无法满足新的研究需求。而且倚重于政府档案，法令等材料的研究已经趋于饱和；而新政治史的研究对象，就使得当时的文本材料和物质文化材料都有成为研究对象的可能。因此，在政治史转向的同时，政治史研究领域的文献也出现了一场变革，并且成为了新政治史兴起的基础。

二

作为一门受到社会史和文化史影响深刻的历史学分支，新政治史的研究材料较以往有了很大程度的扩展。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材料偏重于官方的文献档案，而新政治史则侧重于非官方的史料。以波拉德和埃尔顿为代表的英国传统政治史研究，强调材料的可靠性，即用官方保存的档案，书信以及法令作为研究的依据；而新政治史则不拘泥于这种范畴，在精英政治史研究层面，扩大了文献的来源，近代早期学者们的著述，宣传册，布道词（sermon）和图像作为研究对象；在大众政治史研究层面，材料则更加丰富，如普通民众的日记和书信，堂区保存的普通民众的遗嘱，甚至存在的口头文化，如打油诗和诗歌等，也成为了新政治史研究的对象。

在史学专业化开始之前，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划分和界限并不十分明显，例如大卫·休谟所写的《英国史》，并未如波拉德和埃尔顿等，调阅大量的文献去撰写。而在史学专业化开始之后，史料的来源有了严格的限制。波拉德在撰写《亨利八世》的时候，使用的文献基本上是由其编纂的书信集（L&P）和官方文献所组成的；而埃尔顿则是在波拉德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修正，材料的使用上增加了法令、议会记录等材料的使用，重在强调文献的可信度。而随着新政治史的兴起，近三十年近代早期政治史书籍的撰写逐渐开始应用过去被认为是文学范畴内的材料。其中较为明显的是戏剧，布道词，诗歌，宣传册的使用。在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中，例如英国宗教改革和英国内战的研究，已经将宣传材料当做原始文献加以研究；以宗教改革为例，传统的政治史研究的是宗教改革的肇始及影响，以及与之相关的法令；而新政治史则将宗教史学领域的宗教改革运动同政治史相结合，重点研究当时英国民众对于宗教改革的反应，包括大众政治文化，宗教文化乃至当时的书籍阅读与出版印刷，来考察宗教改革对于英国民众，以及当时政治文化，身份认同的影响。例如英国历史学家沙甘（Ethan Shagar）就从大众政治的角度研究英国的宗教改革，即宗教改革对于大众政治的影响，以及大众文化对于宗教改革进程的作用。与此同时，宗教改革的研究还注重君主同改革之间的关系，即君主的政治立场与思想倾向对于宗教改革进程的影响，通过分析当时的著作，以及君主对这些著作的态度，来论证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作为原始文献的小册子和书籍，则不被传统的政治史学家视为可靠的历史材料。可以说，在史学专业化的框架内，随着文学材料的引入，政治史的研究逐渐出现了新的生机。

《大众政治与英国宗教改革》，作者：伊桑·沙甘，来源：https://www.fulcrum.org/concern/monographs/fq977v11p

随着文化史的兴起，图像资料作为原始文献也被引入到历史研究当中，在政治的语境中加以分析。关于如何利用图像，一直在学界存在争议。否定图像的人认为，图像不过是一种表现当时社会文化的一种方式，并不能代表特殊的意义。但是文化史学家认为，图像是可以作为历史证据而使用的，尽管其创作并不全是为了迎合政治需求。而如何使用这些图像则成为了历史学家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史料的图像，其受众与创作者不处于同一时代，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被彼得·伯克称为“识别图像的叙事习惯或‘话语’”，即历史学家如何将图像这一史料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分析。而对于图像如何加以利用，则成为了政治史学家们的一个难题。通常图像是被划分到艺术史的领域内，现在则需要用历史的角度加以分析。例如对于近代早期君主肖像的使用，历史学家需要通过图像中的细节，例如君主的姿势，穿着以及饰物等等，来考察君主的政治意图；而对于一些受到国王资助而创作的画作，则需要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文化加以分析，甚至一些图像和当下的摄影颇为类似，即创作者按照设定好的路径进行创作，以期达到某种目的。例如凯文·夏普从长时段研究了都铎和斯图亚特时期君主的形象塑造问题。他认为，国王的肖像，以及在公众场合中的形象，是经过大臣和艺术家们精心设计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向民众传递国王至高无上这一信息。这就需要历史学家们通过这些特定的路径和范式进行解读。然而，图像并非是单独存在的，其存在的价值恰是印证文字材料的可靠性。例如夏普同图像去研究君主权力的方式，就和中世纪晚期英国政治家福蒂斯丘的观点相契合。因为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着图像，简单的图像并不能构成一段完整的历史。因此，图像可以视为一种文字材料的延伸，印证文字材料是否可靠。

除了图像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一分部分，其他的物质材料也被纳入到政治史学家的考察范围。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纹章，建筑以及当时人们使用的器物等，当做历史研究的佐证材料。例如科尔文（Colvin）从历代英国君主兴建的宫廷和城堡来考察近代早期政治文化的变迁，例如关于近代早期英国的宫廷逐渐由移动转向固定的趋势中，国王们大量兴建的宫殿成为了这种趋势的产物，通过分析宫殿和城堡的选址，构造以及内部空间，分析不同宫殿和城堡的作用和价值，进而成为近代早期英国政治，以及政治文化变迁的重要佐证；而克里斯托弗·戴尔教授也从建筑考古的角度论述中世纪以来的传统和文化，他通过对当时民众生活的空间，日常的用具，以及农业用地等近乎于考古学资料的分析，来考察中世纪晚期以来英国社会的发展变迁；而作为具象化的挂毯，徽章和饰物等物质文化范畴内的实物，也被用来考察政治在一段时期内的变迁规律。例如坎佩尔从挂毯这一具象化的饰物，来研究亨利八世时期的政治变迁。通过分析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各个阶段购入挂毯的数量，以及挂毯上勾画的内容，来作证宗教改革前后，宫廷饰物的变化，进而证明了宗教改革对于宫廷文化的影响。

三

可以说，随着政治史材料的创新，标志着政治史对于其他学科的态度，逐渐由被动接受到主动的接纳。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强调的是史料的可信度，而忽视了构建政治体系的完整性，因为由于年代久远，很多“可信”的政治文献和材料已经遗失或者损毁，片面强调文献的可信，并不能建构起历史研究中完整、严谨的证据链，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建构起来的历史并不“可信”。而随着新文献的使用，史学家构建的历史逐渐立体化，体系化。波拉德和埃尔顿的研究观点，几乎都被全面地修正；新政治史学家们在利用新材料的基础上，将政治变迁的脉络梳理出来。因此，每当新的材料和新的方法出现之后，政治史学家们都开始主动的吸纳，从景观史，思想史到心态史等方向新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都成为了政治史研究的一部分。新史料的发掘和使用，为新政治史注入了新的活力。首先，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材料引入到历史学的研究当中，极大的丰富了研究的资料和内容，并且将文化这一元素注入到史学的研究当中。通过对于这些材料的分析，能够对当时的英国社会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这样就将传统刻板的政治史研究推向了一个多元的方向。

而物质文化材料的引入则是一种创新性的研究。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注重书面材料的研究和分析，但是这种分析是建立在现存材料的基础之上，但是对于文献的盲区则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物质文化的研究恰恰弥补了这一空白，将物质和文献材料结合起来，能够对文献未能涉及的部分作出一定的延伸，很好地补充了传统政治史研究中材料不足的问题。而思想史的研究则为政治史的研究提供的新的研究思路。传统的政治史只注重政治的变化，而并未深究变化的原因，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思想因素。通过对于思想的梳理，将整个政治发展的脉络联系起来，从而使得政治史的研究更加连贯。

《亨利八世与王权威严：都铎王朝的挂毯艺术》，作者：T. P.坎佩尔，来源https://www.paul-mellon-centre.ac.uk/publications/browse/9780300122343

然而，新政治史的提出并非没有异议，一些传统的政治史学家，尤其是研究贵族政治史的学者们，对于新政治史所提出的观点并不重视。菲利普·威廉姆森（Phillip Williamson）认为，新政治史所提出的从语言，行为等方式研究政治的方法并不是一种创新，而是这种文化早已被经精英政治史的学者们所熟知。与此同时，传统的政治史并非同大众政治史相对立，相反两者具有很多共通之处。而与此同时，如柯林森指出的那样，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新政治史和传统政治史之间的区别，是研究技巧和研究内容之间的差异，即新政治史强调的是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和路径，而传统政治史则强调研究的内容。也就是说新政治并非是在研究内容上创新，而是一种方法创新。

但是以近代早期的政治史研究而言，新政治史不仅仅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也是内容的创新，尤其是对于大众政治的研究，使得政治史走出了身份的限制，从而将一个更加全面的政治框架展现出来。无论是从史料，还是研究对象上，新政治史对于传统的政治史而言都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在历史学各个研究领域不断借鉴的今天，新政治史的研究内容和对象也会不断的扩大，从而将近代早期这段历史更加生动客观的描述出来。

本文刊于《新史学》（第二十辑），作者赵博文，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转载自：新史学丛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