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国内外世界史学界一致强调，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个从分散到紧密“联系”为一体的趋势和过程。其中的“联系”（connections），一方面被当作关键概念来使用，以把世界史中的文明史与研究流动性的历史合二为一，另一方面又被当作世界历史三种互补的方法之一，即世界体系、比较史学和不同文化与社会间的互动与交流，而得到推介。

显然，无论根据何种标准，“联系”都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重要概念、方法和分析框架。它试图回答两个关键问题，即什么形塑了“世界”？又是什么让“世界”呈现出日益紧密“联系”为一体的趋势？从理论上来说，“联系”本来应该是一个包含因果解释的概念。然而，对于什么是“联系”的逻辑或本质，学界常处于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状态，也“很少受到理论上的关注”。因此，研究世界历史中“联系”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具体包括如下问题：（1）“联系”的概念是如何变成世界历史的关键概念的？（2）联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3）基于何种学理逻辑，联系可以成为推动世界历史变迁的前进动力？（4）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如何理解“联系”的？

一、“联系”如何成为世界历史的关键概念

1.全球史联系观的形成

西方学界在世界历史研究中强调“互相联系”，最初是为了摆脱世界历史领域中原有的民族国家框架与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扩散”逻辑，由此导致学术范式从重视“扩散与互动”的文明史向重视“联系”的全球史过渡。

1960年代以前，国家、文明或地区被假定为历史的基本单位，世界历史也因此成为国家或地区历史的总和。世界历史虽然渴望对整个人类历史做出普遍解释，但由于民族国家范式审视过去的窗口太小，其所形成的也只是一种拼贴画式的解释，无法实现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的目标。而20世纪上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也从现实层面冲击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史框架。历史学家现在要问的是，当世界历史成为民族国家的“仆人”，是否会扭曲或限制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如果是这样的话，能否找到一种跨国的方法，用于发展出新的、更合适的历史书写形式呢？

1963年，威廉·H.麦克尼尔出版了《西方的崛起》一书。该书被认为是当代西方世界历史的真正起点。麦克尼尔的灵感来自汤因比的全球视角和以文明为本位的方法，他虽然不接受汤因比的文明周期兴衰理论，却接受了汤因比文明扩散传播的逻辑。麦克尼尔“相信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会引发偶尔的巨大转变，从而首先是一个文明民族，然后是另一个文明民族，取得了超越同时代人的优势”。由此，他得出结论：“历史的变化主要是由与陌生人相遇，并借用（有时是拒绝或抑制）特别有吸引力之新事物的努力而引起的。”可以说，“与陌生人的相遇引起历史连锁变化”这一逻辑，成为日后全球史“联系”逻辑的前身。对此，有学者指出，《西方的崛起》虽然基于文化扩散传播的理念，却构建出一个各种文明相互联系的世界历史综合体，其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来自与陌生人的接触。它标志着欧美世界史从民族国家、文明史范式，开始向重视联系（“接触”“相遇”）的全球史范式转变。

1970年代以后，西方现实世界和学术趋势的变化，对世界史的“联系”转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方现实世界的变迁，特别是贸易自由化与金融开放推动了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不受约束的资本流动、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和跨国政策挑战等新现象，催生了对以“联系”为核心的新分析范式的迫切需求。由此，全球史和全球化理论使用共同的“联系”逻辑也就不足为奇了,如全球化就被定义为“由信息、技术、资本、商品、服务和人员的流动所体现的、不断增长的全球互联性”。这几乎是全球史“联系”逻辑的同义反复，区别仅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观察角度不同。全球史与全球化理论的关注领域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二者都关注人口、媒体、技术、金融和观念五种特定领域的流动性或动态网络。

全球史在指导理论上还受到1970年代后西方历史学“文化转向”“空间转向”，以及社会学“流动”与“网络”理论的深刻影响。就“文化转向”而言，“发达国家在没有引起太多注意或大肆宣传的情况下，就从物质时代滑入了文化时代……推动世界的动力框架需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现已成为一种文化决定论”。就“空间转向”而言，“全球历史学家已经彻底地消化了‘空间转向’……并改进了空间分析工具包”。“‘社会空间’这个概念在全球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全球史学者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或地方框架，而是将研究对象置于一个突破了各种政治或地理边界的流动空间。”就社会学“流动”理论的影响而言，“全球史沉迷于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说的社会‘流动性’，似乎形成了一种流动性偏见”。就社会学“网络”分析理论的作用而言，它满足了全球历史既需要绕开民族国家框架，又需要分析宏观，并在微观与宏观之间建立分析框架的需要：“有三个主要原因使得社会网络分析适合解决‘大局’问题。首先，联系对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至关重要。其次，社会网络分析具有强大的解释功能，因为将社会联系表示为网络结构，有助于将研究结果组织得更加清晰和更好验证。最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兼具本地性和全球性。”

20世纪80至90年代是西方学界“联系”的“全球”史取得明显进展的时期。1987年，查尔斯·布莱特和迈克尔·盖耶提出，20世纪晚期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剧了世界历史的危机。原有的西方“文明-扩散”模式，已不能解决当代世界史的困境。学者们需要系统思考，由西方推动的全球一体化进程所塑造的世界的性质。由此，欧美学界强调，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只能在更广泛的、世界相互关联的背景下进行解释。人类历史上所有大规模变革，都不应仅归因于文明内部的进程和特征，而是由对世界的参与，以及与其他文明和文化的关系所塑造。因此，世界历史应被定义为对过去人类“社会联系”和“共同经历”的研究。

1997年，苏布拉曼扬明确提出了“连通性”（connectedness）概念。他认为，“民族国家”框架使人们看不到世界历史联系的可能性，倾向于用文明与不文明、文明程度的高与低进行分类，这就暗含着观察者相对于被观察者的地位优势。而全球史以“连通性”为出发点，可能会引领人们走上一条探索世界历史的新路。其优点在于，尽可能多地包容世界历史上变化多端的各种“子单位”，不再孤立地看待世界，而是更关注世界各部分之间的流通、交流和相互作用。通过分析人、商品、技术、制度和信仰等有形和无形的运动，各地历史才能更好地融入全球图景，而历史学家的职责正在于揭示“连接全球的脆弱线索”。

进入21世纪，在美国史家的主导下， “联系”观又进一步发展为“网络”观。2003年，威廉·H.麦克尼尔与其子约翰·R.麦克尼尔的合著中提到了宽泛的“网络”（web）概念。他们认为，世界历史本质上是一个连接人类社会的巨型网络的发展过程：“距今12 000年左右时，随着农业发明，各种新型的较为紧密的网络开始兴起。大约在6000年以前，某些网络变得愈发紧密……大约在2000年前……最大的旧大陆网络体系形成了……晚近500年间，海路大通，将各个都市网络都连接成为一个唯一的世界性的网络。而在最近的160年间，世界性网络开始迅速地电子化……这个全球性网络是一个将合作与竞争合为一体的巨大漩涡。”麦克尼尔等人提出“网络”概念的目的在于，让人们更多地关注联系本身，而不是那些通过网络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互联才是世界历史的真正意义，因为它是区分人类和其他所有物种的关键。与之前的双向“接触”相比，“网络”为世界史的宏大叙事提供了更为复杂的系统框架和叙事手段。

此后，“网络”成为全球史联系观的一个关键概念，而大行其道。“‘网络’一词已侵入我们的参照系统。它在隐喻意义上，不那么严格地暗示了一个超越公认边界的联系世界的存在。”“网络”联系观的意涵丰富多元，既可指工匠和商人的经济往来，也可以指精英阶层的社会文化交流；同时，它具有宏大、多范畴的特征，既可以指跨洲、帝国的移民与信息的交换，也可以指世界经济或者全球贸易与金融的某种系统。这一概念提醒历史学家非等级、协商的世界与受等级和规则支配的世界共存，从而帮助其掌握底层或颠覆运动的规模及其影响范围。历史学家可以想象一个没有国界的地球：它不由国家主导，而是由大量行政、商业、金融、宗教、移民、科学、教育和军事网络组成。

2.跨国史与新帝国史：全球史“联系”观的新实践

20世纪末以后，在全球史“联系”观的影响下，西方世界史研究先后兴起了跨国史和新帝国史两种具体实践，并进一步发展出诸多更为细致和具体的新“联系”概念，如“流动性”（fluidity或flows）、“缠结”（entanglement）、“回路”（circulation或circuits）和“节点”（node）等，以解释区域之间的跨境互动、帝国内部和帝国之间的各种接触和关系等。由此，以“联系”为核心逻辑的概念集合得以迅速扩展。

从研究内容来看，跨国史与“联系”的全球史有很多相近之处：“可以将跨国历史看作一种总体视角。它涵盖了许多成熟的方法和观点，例如历史比较、（文化）转移、联系、流通、纠缠或共享的历史及国际历史的现代形式……所有方法或观点都强调了互动和流通的重要性，如思想、人民、制度或技术的跨国、跨民族交流等，从而强调了国家、社会或文化之间的纠缠和相互影响。”跨国史对“联系”逻辑的新发展，在于将其转变为某种动态、连续的“流动”性隐喻，以讨论人、话语和商品的流通与传播。通过“流动”性隐喻，跨国史强调“联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跨界流动中不断地形成和重构。为此，跨国史提出了“缠结”（entanglement）的概念，以强调各个国家、社会和文明等历史实体之间并非孤立的关系，而是具有依赖、干扰和相互依存等复杂关系。“‘跨国’框架主要关注历史进程中流动的、相互交织的内容，在相互缠结的脉络中研究社会。这些缠结现象形塑了各个社会，而这些社会也转而推动了缠结现象的发生。”

跨国史的“联系”观具有聚合性的视角，为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多元视角的包容性分析框架，目的是通过对多个领域、多种史料的聚合分析，理解全球互动的复杂性。“它是一把历史主题和方法的雨伞，收拢于对跨越疆界联系的关注，但也允许多元的甚至是矛盾的思路与解释的存在。它并不是一种思路、一种理解或一个利益群体的观点，而是一个领域，那里汇聚和互动着大量不同的历史兴趣。”但对跨国“联系”观的批评则认为：第一，它主要聚焦于两个社会间的交互进程，因而忽视了广阔的全球性语境。第二，它仍旧无法摆脱“民族国家”的框架。“跨国取径的特殊之处，在于承认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民族国家在世界大多数地区所扮演的强大角色……很多研究的目的并非全然抛却国别史，而是拓展国别史，进而实现国别史的‘跨国化’。”

新帝国史对“联系”的理解，是在借鉴跨国史的“联系”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二者颇有相似之处。“我们把全球历史的跨国形式称为‘联系历史’（connected history）：对我们来说，它给帝国历史学家的启发，似乎远超对‘全球化’概念的关注或世界史研究方法的借鉴。”新帝国史同样关注思想、事物、人和活动是如何在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情况下，塑造了过去的生活和历史。因此，诸如“流动性”“联系”等概念也是必需的。传统帝国史多以殖民者视角叙述历史，且仅关注宗主国对被统治地区的单向影响，而诞生于全球史学术背景下的新帝国史，则更强调帝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跨文化“互动”，以展现帝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新帝国史对“联系”观的发展，在于强调“帝国”是一种具有“回路”（circuits）和“节点”（node）的“超级网络”，以超越“核心-边缘”结构的旧帝国史模型。新帝国史强调，世界历史上的新旧帝国都具有“超级网络”特征。因此，帝国在探索如何建立“全球化”联系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帝国史也被视为全球史的前身，故又有“全球帝国史”的说法。帝国在扩张时，将已存在的、不同规模的区域、大陆和全球网络连接起来。通过利用、培育、规范和加深这些联系，帝国得以建构、巩固和成长，但同时也会被那些超出控制的网络和连接体系所破坏和摧毁。这种对网络进行“永不停息的关注和监护”，是包括欧洲帝国、现代帝国在内的所有帝国所固有的属性。以英帝国为例，其像蜘蛛一样位于帝国网络的中心，其他地方虽然也重要，但只能成为较小的权力“节点”。新帝国史认为，强调“帝国”是一种松散网络，有助于打破欧洲中心论的“帝国-殖民”“大都市-殖民地”等一系列二元世界观。从空间上来说，过去主要是谈论诸如英国这样的强国是如何向殖民地扩张的，这是一种向心或“前中心”的分析，而现在则是要观察帝国核心与边缘的殖民地是如何相互联系和“互动”的。

对“新帝国网络观”的批评意见则认为：第一，帝国网络不仅范围有限，而且具有排他性。对全球“网络”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某个帝国的单一分析框架内进行，因为在世界历史的同一时期常有不同的帝国并存。更重要的是，帝国的跨地区、跨国家的相互联系很少能真正地跨越整个地球。正如对帝国边境地区的研究表明，帝国的扩张过程及密集互联网络的产生，实际上是排斥而非连接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帝国在形成联系的同时，可能会破坏当地社会原有的联系。第二，既不能高估帝国的市场整合作用，也不能忽略帝国固有的等级和剥削性。全球资本主义不能被简化为某个帝国的市场一体化和商品流动，而无视各（帝）国的“重商主义”干预和战争的影响，以及企业家、工人和消费者的作用。世界从来没有像一些全球化理论家暗示的那样“平坦”、二维和和平。

3.对全球史“联系”观的反思

虽然历经数波学术潮流的推动，“联系”已经成为世界史学科的惯用概念和逻辑，但学界迄今未能阐明“联系”的因果必然性逻辑，从而导致“联系”概念存在很大的模糊性。基于不同的“联系”观，形成了相互竞争的多种关于“世界”的概念，如互动区域、世界体系和普遍历史等，却没有一个是完全令人满意或被世界历史学家普遍接受的，因此招致了很多批评。

对“联系”的批评意见认为，虽然从理论上描述“联系”并不是特别困难，而在解释什么是“联系”时则疑问重重。对于“联系”到底是历史的因还是果，还是兼而有之，学界仍然没有阐释清楚。对“互联”（interconnection）的批评意见认为，这意味着某种联系体系的存在，但对其边界或局限关注不够，跨境联系及人员和资本的流动，也往往并非简单地遵循线性规划。“互联”之上是否有更为宏大的历史解释模式，仍缺乏详细评估。对“纠缠”的批评意见认为，它虽然有助于克服欧洲中心主义叙事，“却未质疑维系国际历史叙事本身的时空等级制度”。对“流动”的批评则认为，它暗示着一种“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毫无能动性的运动”。“流动”概念所蕴含的流畅、连续、无阻碍运动等意义，让人怀疑它是否符合历史的实际。对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而言，每当看到全球史叙事中，某种商品、细菌或思想似可在全球范围内畅通无阻地“自由流动”时，总会对这样的“壮举”产生不可思议之感。

在以“联系”为核心的概念集合中，“网络”因既可充任宏大叙事框架，又可作为分析工具和认识论，故而受到的审视最多，招致的批评也最多。“网络”作为一个模糊的隐喻，有一些关键问题尚未得到解决。首先，“网络”之间为何存在强弱之分？扎根于本土社会，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网络，在面对外来的、追求利润扩大化的资本主义经济网络时，为何如此不堪一击？由此引申出网络形态的比较问题：“也许不同类型网络之间最粗略的区别，是‘弱’和‘强’网络之间的区别。一个‘弱’网络可能会将大量‘节点’或成员联系起来，但相对于那些拥有数百甚至数千个虚拟‘节点’的‘强’网络，‘弱’网络的纽带和团结可能是脆弱的。”其次，“网络”之间因何会有等级与层次关系？为何在“网络”中，权力、资源常分配不均，甚至会有一个核心-边缘的结构？如何解释一个可以跨越地域限制的全球经济网络的出现？如果不对全球网络的形成过程作一个历时性的解释，无疑会让全球资本主义商品市场成为一个突然出现的结构。最后，到底什么才是决定“网络”互连的根本因素？是经济利益、文化传播还是权力意志的驱动？为何奥斯曼这类帝国颁布一纸政治命令，就可以禁止出版物和报纸的文化与信息流通？此外，还包括其他一些技术问题，例如如何测量“网络”的数量和强度？如何理解不同“网络”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元网络？如何讲述“网络”的兴衰与生死？如何区分“网络”的圈内人和圈外人、能动者和受害者、赢家和输家、朋友和敌人？

同时，在以“联系”为核心的概念集合背后，隐藏着元叙事及意识形态蕴含，需要进行批判性反思。常见的意识形态隐喻有两种：第一，“世界是平的”，以论证当代全球化的合理性。全球化所承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之一，是鼓吹民族国家“开放”边界，并将全球化视为世界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与全球史关注的人、商品、思想如何跨越“边界”流动的主题颇为相似。“联系的自由运作需要开放的社会，因为联系在没有障碍的情况下最为繁荣……开放是国家制度的一种属性，国家可以根据它们对世界流动的接受程度进行排名。”第二，“资本主义殖民帝国的漂白”，以论证近代历史上的殖民帝国在建立全球联系方面有“功绩”。这种观点认为，现代帝国如同古代帝国一样，在促进商业、文化和政治的融合方面具有积极作用，通过强调诸如英帝国与土著居民的互动，扭转其作为“邪恶帝国”的形象。这类帝国就被“漂白”成某种中立网络，其负载着一系列不同方向的、复杂的人力、文化和物质流动。这些流动既可以支持殖民秩序，也可以被抵制帝国扩张的人利用，以在海外找到盟友和工具。可以说，借助于“联系”观，全球史重新定义了西方殖民帝国在全球历史上的角色：即使考虑到非西方国家具有抵抗欧洲扩张的韧性，但欧洲帝国（以及后来的“西方”）仍然将全球从“互联互通”发展到“全球化”阶段，并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半统一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一个没有任何国家、社会、经济或文化能够完全置身事外的共同领域”。

西方全球史对什么是世界历史的“联系”的探讨，已经从具体的历史“联系”现象，向“联系”折射的权力关系和社会形态、隐含的元叙事或认知框架的批判性反思演进，呈现出从具体现象到抽象思维、从微观到宏观、从线性到复杂结构等逐步深入思考的趋势。但也无须否认，这场探讨暴露出全球史“联系”观所遇思考困境的核心，仍在于其多因多果或多元文化主义史观。如果历史变迁的原因是多元的，那么史家又该如何认识世界历史变迁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基础决定论，还是政治、文化上层建筑决定论？对这个难题的不同解答方式，也就形成了西方全球史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联系观的不同分野。

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世界历史“联系”观

1.马克思的“联系”观：从“交往方式”“生产关系”“普遍交往”到“世界市场网”

马克思同样有基于“联系”观察世界历史的视角。但不同之处在于，他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出发，展现出一个从“交往方式”到“生产关系”到“普遍交往”再到“世界市场网”的深度推理过程。这对于理解什么是世界历史中的联系，颇有启发意义。

1845—1846年，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时，用“交往”的概念定义了民族内部及民族间的“联系”，并指出决定“交往”的正是社会生产力和相应的社会分工发展程度，“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在世界历史中，“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也就是说，正是各民族、各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分工程度，决定着其内外“联系”或“交往”的范围和强度，决定着其在世界交往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提到，伴随技术进步、劳动分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各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必然会被打破，并由此出现“普遍交往”，“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论述虽然阐明了“交往”取决于生产力与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基本逻辑，但由于“交往”“这个术语的含义很广”，既可指生产活动的“物质交往”，也可指“思想、观念、意识”的“精神交往”，故其内涵仍有待进一步厘清。

为了更清晰地阐明人们社会交往的基础是物质生产实践的交往，马克思在1847年写作《哲学的贫困》时，用“生产关系”取代了“交往形式”，明确强调生产力（物质生产率）决定着人们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则是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的基础。“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马克思后来肯定了自己这一理论阐释上的关键改变：“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

在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阐释了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逐步变革作为根本动力，推动世界从孤立到紧密联系为一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在“物的依赖性”的第二大形式中，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才会产生“普遍”劳动交换、商品交换和经济交往，出现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大和生产国际化的大发展，这也正是世界历史从孤立、分散到紧密联系为一体的根本原因。

此后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提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竞争具有一种集中和国际化的趋势，因此会产生某种“世界市场网”。随着资本之间的激烈竞争，“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将推动劳动的社会化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通过商品和资本流动，资本主义会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纳入统一的经济体系。“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

借助马克思从“交往方式”“生产关系”“普遍交往”到“世界市场网”等概念变化所揭示的深度思考过程，我们可以简要总结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联系观”：第一，由生产力及相应社会分工决定的生产关系，既是某个社会内部社会“联系”的基础，同时也决定了世界范围内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间的状态和关系。生产力更发达的国家在世界联系中往往占据更中心的位置，并能更有效地决定和塑造“联系”的规则和秩序，反之亦然。第二，世界历史从孤立、分散到紧密联系为一体的发展，本质上是全球社会化大生产分工体系逐步建立的过程，因此其中必然既存在由社会化大生产所导致的各交往主体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存在因生产力水平差异、分工角色不同而导致的控制、竞争和利益对立关系。

马克思围绕世界历史“联系”所开展的从历史表象到普遍必然性的深度思考，其逻辑自洽性的优点非常突出。他在使用同一个因果必然性普遍规律的前提下，既解释了民族或国家内外部的多样联系，也解释了这些联系背后隐藏的结构特征、动力源泉及其中存在的内在矛盾。正因其理论逻辑的严谨性，故长期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在马克思世界历史“联系”观的影响下，20世纪后半期西方诞生了不少与“联系”相关的理论，如依附理论、后殖民主义、世界体系、时空压缩论等。这里限于篇幅，只以世界体系和时空压缩论为例，来说明其影响。

2.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全球“联系”的结构

1974年，沃勒斯坦出版了《现代世界体系》的第一卷。至1980年代末，他的世界体系概念已被西方学界视为一种理解各种互动和交流的“多功能工具”。与“文明”或“国家”概念相比，世界体系似乎更能为理解世界历史提供一个富有希望的概念基础。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将马克思的阶级剥削概念推广到全球范围，并将其应用于国家对国家的剥削。该理论认为，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同国家和地区占据不同的经济地位，形成一种类似于阶级剥削和依附的关系：负责提供原材料的是边缘或卫星国，而负责高附加值生产的是“核心”或“大都市”。也就是说，一个特定群体（核心或资产阶级）控制着生产手段并从生产中提取剩余价值，而另一个边缘群体或无产阶级则负责提供劳动力或原材料，仅能得到最低限度的补偿。非西方与西方特别是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接触”，正是大部分非西方世界不发达的主要原因。

世界体系论对世界历史中的“联系”做了传统与现代的时段划分。现代联系与传统联系的区别在于，前者依赖“市场的运行刺激生产率的提高”，后者则“凭借暴力（贡品和赋税）和贸易中的垄断优势”。沃勒斯坦认为，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资本主义兴起时，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才首次出现。它首先是基于经济联系，而后才被文化、政治联系所加强。“它还是一个‘世界经济体’，因为这个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的，尽管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联系而加强的，并且终于（我们将会见到）由政治安排甚至联盟结构而加强的。”这个世界体系的运作机制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通过一种叫做资本/劳动的社会关系运作的。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直接生产者创造的剩余被其他人占有……由于占有者控制着‘资本’，他们对剩余的‘权利’得到了法律保障……一旦剩余价值被提取出来，它还需要在受益人网络中‘分配’……世界经济的结构允许商品和服务的不平等交换。因此，在世界经济外围地区提取的大部分剩余价值被转移到核心地区”。

正是基于对传统联系和现代联系的划分，世界体系论者批评了全球史的“联系”观：全球史在认识世界经济的日趋融合时，割裂了现在与近代的连续性，将当代视作一个全新的、与过去不同的时代，从而忽略了近代几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史发展。如沃勒斯坦就批评道，全球史论者谈论的其实是晚近的“全球化”，“是一个相当新的，且在时间顺序上是最近才有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国家并不是决策的主要单位。正是现在，也只是现在，国家才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位于一个有点神秘但又实际存在且能制定规则的，被称为‘世界市场’的实体结构中”。

3.时空压缩论：“流动”背后的利润推动

1989年，大卫·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一书中，系统探讨了时空压缩理论。该理论以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根本动力，从时间和空间维度，揭示了世界为何会日益联系紧密的底层原因。他认为，正是资本主义为了提高资本获取利润的效率，才会不断能动地发展技术，克服时空障碍，以加快资本周转速度，从而造成了时空压缩现象，而这正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流动性”不断加快的根本原因。大卫·哈维的理论同样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发：“马克思论证说，货币经济的到来消解了组成‘传统’社群的纽带和关系，这样‘货币就成了真正的社群’”。“货币与市场交换掩盖了、‘掩饰’了事物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把这种状况称为‘商品拜物教’。这是马克思最令人信服的洞见之一，因为它提出了如何按恰当的社会条件解释真实的、然而却是表面关系的问题，我们在市场中能够观察到这些关系。”

世界日益呈现时空压缩的趋势，归根到底源于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一方面，资本家为提高资本利润率，不断加速资本周转时间。“生产时间加上交换流通时间，构成了‘资本周转时间’的概念……对于为了加快自己相对于社会平均的周转时间的个体资本家来说，存在着一种无所不在的刺激因素，而这样做是为了促使社会趋势向着平均周转时间更快的方向发展……资本主义已经带有继续努力缩短周转时间的特征，因此在减少富有意义的作出决策的时间范围的同时加快了社会进程。”另一方面，为提高资本的周转时间，资本主义还需要对全球空间做改革，以构建“有效率的空间结构”，其本质是提高社会大分工的组织效率。“物质商品的交换必需改变场所和空间运动……克服这些空间上的障碍要花费时间和金钱。空间组织和运作的功效因而对所有资本家来说都是一个重要问题。”“开创世界市场、减少空间障碍、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激励因素无所不在，正像把空间结构（劳动仔细分工的一系列结构、工厂系统和流水线、劳动的区域分工、大城镇聚集）、流通网络（运输和交通系统）、消费（家庭和本国的投资、社群组织、住宅差异、城市中的集体消费）合理化为有效的生产结构的激励因素无所不在一样。”正是通过不断提高空间结构的效率，资本主义才能提高生产和交换的效率，从而增加资本的利润率。

哈维认为，正是由于资本家为追逐更高利润而推动时空压缩，才重塑和再分配了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并为获取世界的控制权而彼此激烈竞争。“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把权力置于资产阶级所控制的各种空间之中，使各种对立运动具有最大可能支配的那些空间变得不受它们支配。”“倘若空间确实被认为是社会力量之‘容器’（利用福柯的比喻）的一个系统的话，那么……重建力量关系的任何斗争，都是一种重组它们的空间基础的斗争。”

三、世界历史中的“联系”本质

将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联系”观与全球史及全球史影响下的“联系”观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正是不同的理论导向，导致史学家对同一历史事件或现象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对这些理论进行比较，就更能发现不同理论的优缺点。

全球史为了解释世界历史为何会出现从分散到一体的发展趋势，以多元主义的“联系”逻辑为核心，依托全球史、跨国史、帝国史等史学实践，提出“接触”“连通”“网络”“流动”“缠结”“节点”“回路”等一系列“联系”新概念，试图通过去中心化、去结构化，来解决欧洲中心论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史“联系观”确实能够反映全球互动中多层次、多因素的复杂性。然而，其定义和逻辑深受“文明”史观“相遇”逻辑、全球化“流动”逻辑的影响，其描述性、选择性的叙事多于结构、因果性的分析。同时，因其信奉多因多果的解释模式，导致全球史“联系”观的理论逻辑显得不够严密，并面临着三方面困境：

第一，关于推动世界从分散孤立到紧密联系为一体的根本动力问题。全球史在强调跨国界、跨文化、历时性的互动与联系时，秉持多因素决定论。对此，康拉德曾批评道，当前围绕全球史推动力的讨论“有些杂乱，混合了多种因素”，但也认为“全球整合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相互交叠的结构带来的结果。我们难以将经济、政治和文化维度彻底剥离出来”。

第二，关于纵向联系与横向联系的关系问题。“联系”的全球史存在着某种对在地、本土相对“静止”“固定”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忽视。“全球历史……坚持认为对流动形式的系统研究是每个地方和每个时期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这容易导致一种流动性偏见，因为“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定居的农民形成了众多社会的主体……他们从未把目光投向大都市或连接一切的海洋”。这也导致西方世界历史学家所面临的“两个巨大的概念任务”难以完成：一个是“横向整合”，即如何在每个时代将世界各地广泛的人类经验联系起来；另一个是“垂直整合”，即如何在过去的漫长时间中识别“联系”的模式。

第三，关于“联系”的结构形态变化问题。全球史为去除文明史的欧洲中心论，所付出的代价是牺牲“阶级”“制度”和“市场”等分析方法，这就忽视了全球互动中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和权力等级关系。“由于低估了社会结构和等级制度，全球历史可能有失去比例感的危险；毕竟，这些是各种运动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过去流动性的结晶……人们应该警惕不平衡……特别是全球化研究，已经放弃了任何最低限度稳定的社会秩序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基本原理出发，先后发展了“交往”“生产关系”“普遍交往”“世界市场网”等概念，揭示出世界历史“联系”日趋紧密的根本原因，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生产关系在纵横两个方向的扩展和深化，从而为解释什么是世界历史中的“联系”提供了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框架，并且阐明了其中的因果必然性。因此，与全球史“联系”观相比较，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观能够更好地回答世界历史“联系”的诸多关键问题。

第一，“联系”的根本动力源于人们为维持自身生存而从事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正是人们为了共同的生产目标和生存需求，不断进行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合作和交换，才会形成一定范围内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这是唯物史观理解什么是世界历史中的“联系”的基本逻辑和前提。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社会生产力和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最终决定着政治、文化、思想等其他领域中的社会关系。这种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既回答了什么是联系的本质，以及诸多联系之间的关系问题，也由此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突破了西方全球史研究中因文化多元主义所导致的多因多果困境。

第二，一个民族内部的纵向“交往形式”或分工复杂程度，决定了其在世界上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横向“交往形式”，即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同时“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也正是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普遍原理，在解释国内纵向“联系”和国际横向“联系”上表现出的因果逻辑一致性。正是由于各民族内部发展程度（本土经济基础）的差异，决定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格局（世界秩序的经济基础），进而决定了民族和国家间的统治与被统治、殖民与被殖民和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以及相应的国际关系格局（世界秩序的上层建筑）。这也就解决了世界历史中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的一致性问题。

第三，由社会分工决定的“联系”必然具有社会形态的历时性变化。从前述马克思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来看，可以将这种“联系”的历时性发展简要地概括为三个阶段：首先，孤立地区、狭小共同体内的“联系”。此时的生产力和社会联系都局限于小范围且总体上封闭的地方共同体，人与人之间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其次，普遍的物质交换体系基础上的全面联系。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化大分工的发展，社会联系的范围逐渐扩大，跨区域的物质交换和全面的社会关系逐步形成，人的独立性依附于“物”（货币）而实现。最后，在集体、社会化生产能力和共同财富基础上，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往、全面合作和个体的全面发展。这些“联系”不仅是经济上的物质交换，更是社会成员之间深层次的人际关系和共同发展。

从西方全球史“联系”观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观的比较来看，其史观的差异源于理论思维方式的差异。全球史“联系”观更重视多维度的跨文化交流和多元互动，体现广泛的文化和社会互动、多维度和综合性分析，更强调广度和多元思维。而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观则更重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分工与全球体系的因果必然性和深层结构，更强调深度和系统思维。将马克思主义的深度分析与全球史的广泛“联系”结合起来，各取其长，可以为解决“世界历史为何有一个从分散到紧密联系为一体的趋势”问题，提供更全面和更深入的历史理解。

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5年第11期，注释从略。转自社会科学战线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