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先生是当代中国顶级学者之一。关于学者，我对他最深的印象是真诚、本色。大概与我们多年交往和相知有关，想起他，跳进我脑海的第一幅画面，不是他的等身著作，严密的论述，独到的见解，而是其人本身，如果讲到学术也是首先想到他对学术的态度。二十年前，我国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鼓励外资大量引进，记得他曾写信与我讨论资本的“剥削”问题，大意是在当前情况下，他苦恼于如何理解马克思提出的剥削问题，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的剥削概念人们并不生疏，对于当下“资本”的活跃和社会作用几乎无人不知，并且身临其境，可是极少有人提出刘老师这样的疑惑。因此，读到他的来信，我的第一印象不是问题本身而是他认真、严肃的态度。他的学术态度是，不为潮流所裹挟，更不会人云亦云，一切都要经过他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如同接受某种观念一定由衷地接受一样，抛弃也要经过灵魂和逻辑的拷问。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迂腐”的问题，而是他罕见的对世界、对学术、对人生负责任的追求使然。在学术上，他很大胆，很果断，不敷衍，不苟且，同时也不放过自己，因此才有这样超越时空的发问。德国人韦伯提出学术研究须“价值无涉”,以求得出可靠的结果，实际上人们通常做不到，而刘泽华颇有这样的风范。他心目中追求的唯有真理和正义，这是他高贵的品格之一，也是他做出高水准学术成果的根本原因。这里，不谈他的学术成果，不谈刘泽华学派，不谈刘泽华先生如何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留下了一个极富价值的解释框架，我只谈他的学术态度，即学术对刘泽华意味着什么？从与刘泽华先生最后两次见面谈起。

退休后，刘先生携夫人赴美，大部分时间在那里，与女儿及孙辈共享天伦，当然从来没有停止思考和工作。起先，他大约每年都回来一次，我们回回都能找到机会餐叙，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后来他回来的频次少了，身体也出现了一些状况，特别是他的肝部旧疾，令人担忧。不久，不好的消息还是传来了。

2017年初的一天，得知刘先生回国治疗肝腹水，已经住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国际部。记得是一个寒冷的上午，我看到他时，感觉病情比预想的严重。他病卧在医院洁白的床单上，面庞清瘦憔悴，虽然见到我时眼光露出喜色，却几次都坐不起来，说话吃力，可还是急于说些什么。他接过别人递过来的笔和纸，颤颤巍巍地写下几个字：“思考中断了!”至今我记得清清楚楚，字体变小了，歪歪扭扭地挤在一起。为什么思考中断了，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工作，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没有说出来，但是他一副忧郁愁苦的样子，一下子印到我的脑海里，不能忘记。当时他身体已经相当不好，可是见面不谈病情不谈身体，而是抱怨不能思考了，可见自由自主的思考对于他比什么都重要，甚至比他的性命更重要!大概意识到已接近生命的终点，所以他要表达出最关切的问题，说出最想说的话。想起刘老师平时特别强调学术中的问题意识，他的学术，就是发现问题，然后全神贯注地思考问题、回答问题。思考是他的生活，甚至是他的全部生活。生命终结了，如何思考；不能自由思考，生命意义何在?这些念头大概一直在他内心纠结，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的学术思考，是与对真理和真知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认定了，当然咬定青山不放松，从不跟风，更不朝三暮四。他的问题意识和回答问题的能力，得益于他深厚的学养，也源于他对社会、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关注。说到底，他的学术植根于祖国的沃土之中，故此其学术影响远远超出史学界，也超出了国境。

那次泽华先生回国治疗不理想，我总以为是与先生最后一次见面，分别后心有戚戚焉，久久不能释怀。令人惊喜的是，他的生命力那么顽强，心里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事，上帝又给了一段时光。两三个月后，翌年早春，从美国西雅图传来刘老师在自家侍弄花园的照片，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大家看到无不欢欣鼓舞。话说到了秋季，2017年11月13日，我接到刘先生一封短信：“建新：我回来为输干细胞，月底先到京，然后去美。有时间见见面，但六、日已有安排。”这次见面是在南开大学西南村，他的家里，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泽华先生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侃侃而谈。张分田学兄的夫人正好也在，还给我们拍了照片。和以往相会差不多，没有什么寒暄，一见面还是谈他思考的问题。记得刘先生谈了三个问题，至今还记得。当时他的状态相当不错，分手时还送我到门口。这次他谈了许多，未曾想这竟是最后一次见面，离他去世时间不到几个月，也就是说，在驾鹤西行前不久，他仍然在不停地思考问题，思维依然相当清澈。一般说来，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很难超越他置身其间的那个时代。刘泽华先生基本在20世纪50年代接受教育，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大多较为淳朴，充满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往往循规蹈矩，偏于固化。毫不溢美地说，泽华先生守住了他的理想，却排拒和荡涤了教条主义说教，思想异常活跃。这大概受益于他的思考，受益于他在学术生涯中不停地追问和反思，也受益于他真诚的本性，勇于面对不断变化的生活。平素他常常为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抱着某种“思维定式”不放以致影响正常判断而忧虑，而泽华先生本人较早摆脱了定式思维，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保持了开放心态。不敢说刘泽华是那一代人中最有思想的历史学家，但肯定是最有成就、最有智慧、最有社会责任感的历史学家之一。

最后一次见面，分手时刘先生送我出来，经过他家客厅末端时，刘先生的一幅画像立刻吸引了我，画像中的主人，神态深沉而坚毅，相当传神。对于这幅出自名家之手的作品，刘先生不无满意，大概画家表达了他的内心状态。我们一起在画像面前驻足良久。谁想到，仅半年后，画像中的主人竟撒手人寰，离大家而去。两年后，这幅画像又矗立在画像主人的追思会上。为悼念这位思想家，也为刘泽华先生文集的发布，南开大学在这里隆重集会。画像中主人的神态依然，深沉而坚毅，若有所思，一如那天追思会会场上醒目的题字：“永远走在思考的路上……”这难道不是刘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吗?

对于学术他是真诚的，严肃的，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泽华先生同样是一个清澈见底的人，公正的、可以信靠之人。南开史学有此人，中国史学界有此人，都应为此感到幸运。你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对某人某事的看法，不一定准确，然而肯定是他真实的想法，并且是独立的有原则性的判断。可以他与魏宏运先生的关系为例，我对他们双方都很熟悉，魏先生是我的老师，是南开史学元老之一，泽华先生与他亦师亦友，又是近邻。还回到2017年初，泽华先生回国医疗不见效果，只得再次返回美国，听他家里人说，担心他长途旅行挺不住，高价预定了商务舱，可见当时身体多么虚弱。可是，临行前，重病在身的泽华先生，却坚持上楼当面向魏先生辞别。重情、重义，生命垂危之际仍不忘尊敬，当时我深被泽华先生的行为所感动。他们之间的情谊由来已久，十几年前，在杨志玖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曾亲耳听到泽华先生诉说，如果当年没有魏先生再三说服有关人员，遭到署名文章批判的杨先生，难逃‘右派’的厄运。他还说，南开史学有今天的发展，不要忘记那些特殊年代的学术带头人，尤其不要忘记郑天挺、吴廷璆、杨生茂、魏宏运几位多年的老领导。魏先生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作用关键，然而只要有一点机会和空间他一定依靠专家推进教学与研究。他对魏先生的尊重溢于言表，接下去，以为一定会听到刘先生对魏先生进一步褒奖，如思想解放，目光远大云云。可是，没有，完全没有，泽华先生说，总的看魏先生实行的是“中左路线”,他说“中左路线”,近似庄子的“应帝王”即无为而治。这就是刘泽华先生评断人与事的风格，追求公正，有分寸，有底线，不论对古人还是今人，不论对亲近的朋友，还是对陌生人甚至情感上有疏离感的人(作为尘世之人难免有远近亲疏吧),据我所知，他的批评总是有原则、有标准，持之有据，有一分说一分，不溢美，亦不虚恶。刘泽华不是尽善尽美的，但他为人做事的整体风格，有目共睹，难能可贵。说到底，诚实的品格极为重要，还要有智慧，更要有勇气，实属不易。“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总要知晓善恶美丑，真假高下之分吧。

刘先生离开了我们，我觉得很难再遇到像他这样朋友般的长者、诤友和智者。莎翁戏剧里有这样一句台词：“他是一个堂堂男子，整个儿说起来，我再也见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刘泽华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堂堂男子!

载自：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的反思者：刘泽华先生纪念文集》（追忆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

转载自：明清史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