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30日至4月1日，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国际史学研究及其发展趋势”课题组与《世界历史》编辑部共同主办的“21世纪国际史学发展趋势”学术研讨会在广东省中山市召开。此次研讨会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学术研究》杂志社承办，来自国内外的三十多位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

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启能在大会主题演讲中指出，人类已经迈入21世纪，历史科学历经19世纪与20世纪的巨大发展，也已经迈入新的时代。这里有两方面的经验需要強调:一方面，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交往的不断加强，这个世界已经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如何概括与书写能够体现这个历史进程的历史观念，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另一方面，20世纪知识语境所导致的当代各种思潮，在每一个方面都对历史学的统一性提出了挑战。这些思潮，是数学、自然科学、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众多知识门类发展的自然结果，具有深刻与复杂的意义。这两方面的经验，不是一两个国家或者某几个国家历史学面临的境况，而是世界范围内历史学发展的共同境遇。今天，我们提出“国际史学”这个概念，正是想从历史科学的角度对人类21世纪面临的两方面的基本经验作出理论的思考与探索。“国际史学”要有体现历史“统一性”的能力。前两个世纪有过多种历史统一性的哲学表达，既有很多理论成就，也有不少问题。我们是否能够提出新的元理论，需要努力探讨。与此同时，“国际史学”还要有体现“多样性”的能力。“国际史学”是否能做到将二者统一起来，是其要回答的最大问题，也是其最大的困难。我们的工作，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应当围绕这一点开展。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洛琳娜·彼得罗夫娜·列宾娜教授在主题演讲中，对当前国际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理论创新作了深入阐述。她认为，必须要放在其他社会和人文学科的语境中，才能考察历史学的变化。近几十年，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历史知识的性质、方法受到了挑战。具体地说，历史学家与对象的关系被认为是一种构造，是想象出来的。这些问题对历史学家很重要，但历史学家的问题必须要自己解决，历史学家也有能力自己解决。新文化史通常被视为颠覆实在论的、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流派，但新文化史也要研究过程，将对象放在社会语境中，而不是孤立地看待这些现象。理论不是要求历史学家成为理论家，而是要求历史学家具有理论思维与理论的准备。

与会学者对当前国际史学中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进行了交流和讨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跨文化研究

跨文化研究是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有学者认为，世界历史的新进展，以及文化现象的新的层面的展现，包括本土文化因素混杂而发展起来的情况等，使得学者们意识到需要对文化概念进行理论上的再抽象。旧的实质主义的文化概念把文化视为一种借以界定并整合社会实践的规范准则，这些准则使该社会能维系连续的社会认同，并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其他社会相区别。新的文化观念则注意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文化的混杂性。跨文化研究可以使我们超越以民族国家的历史为主线来解释人类历史的传统范式，帮助我们增加对历史过去的了解，同时也有助于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瞻望。

二、普遍史的回归

普遍史传统曾经广受质疑，后现代主义明确倡导要告别宏大叙事。不过近几十年来，全球史发展势头强劲，最近，大卫·克里斯蒂安又提出大历史观念。有学者指出，按照克里斯蒂安的看法，大历史是对古代普遍史传统的回归，但它是一种新形式的普遍史，新在实践上的全球性以及方法的科学性上。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大历史与自然科学的联合愈发紧密，模糊或者打破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它不仅关注人类历史，更考察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种以及地球和宇宙的历史。大历史只有借鉴自然科学，比如生物学、地球科学、天文学、宇宙学的知识和成果，才能构建起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其次，大历史必须借助必要的科技手段，才能有效地进行超长时段的研究。最后，在对未来的预测上，大历史一改以往普遍史强烈的决定论色彩和目的论色彩，力图较为公允地提出一种开放的和科学的未来观。

三、现代性反思与记忆史的勃兴

在追求科学性和客观性的现代史学发展中，记忆史因其材料的可靠性存疑，一直不受重视。但最近，记忆史的研究却成了国际史学的一个亮点。这背后的原因是对历史时间理解的变化，从更深层面看，是对现代性反思的替代性选择之一。有学者对柯泽勒克与法国史学家阿尔托格这两位著名学者的历史时间研究进行了评析。柯泽勒克与阿尔托格都认为，在欧洲历史上，过去的经验和期待的视域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重大转变。传统的历史观念是以过去为导向的，如西塞罗说过“历史是生活的导师”。18世纪，有人提出与之针锋相对的观念:“我们的历史不是我们的法典”。以过去为导向的历史观念由此转向以未来构建为导向的历史观念。按照阿尔托格的理解，这是现代性时间的特征，与之相适应的是进步主义、未来主义和种种憧憬远大前程的革命意识形态。然而，到20世纪末，经验领域与期待视域的距离被拉大到极点，指向未来的现代时间走到了尽头，历史学中盛行的是当下主义，法国记忆史研究的巨著《记忆的场所》就是这一历史时间模式转折的征兆。

四、叙事史与口述史研究

如果说记忆史是以一种新面目出现的史学取向，叙事史则是古老传统的复兴。有学者指出，中国史学传统中，不论是《春秋》还是《史记》和《资治通鉴》，始终强调讲一个好故事，将历史叙事视为历史学的重要任务。还有学者对当下国内口述史的一些不足作了剖析，认为国内口述史学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

五、国别史研究中的新问题、新现象

有学者分析了近三十年大陆史学的几种主要趋势，如与西方史学对话和大陆跨学科史学的勃兴、再续传统与国学的复兴、唯物史观史学地位的下降、从西方话语拯救中国历史的“本土化”史学的回归。并指出，研究中尽管取得不少成就，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理论素养和问题意识的缺乏和学术评论的缺位。如何建构自主的历史叙事和现代性叙事框架，是21世纪中国史学的悬念。还有学者讨论了近三十年来外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为期两天的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由于时间的限制，不少问题无法展开讨论。课题组还就今后全体成员的研究工作和进度进行了讨论，并做出了明确安排。

［本文作者张文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再荣)

转引自《世界历史》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