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30日至31日，“世界史教学与研究中的史料问题”学术研讨会暨《世界史文献使用指南》编写组会议在中山大学南校区永芳堂433会议室举行，来自全国八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世界史文献使用指南》编写组老师、教材出版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及《学术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社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史教学与研究中的史料问题和《世界史文献使用指南》一书的编写事宜。

3月30日上午，会议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费晟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安东强教授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郑庆寰社长分别致辞。安东强主任指出，教材建设是我系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重要工作，周立红教授主编的《世界史文献使用指南》符合我系教材建设工作的整体规划，编写组汇聚了我系世界史教研室老中青三代学者，吸纳了全国多所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精锐力量，他对兄弟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对各位专家朋友的与会表示热烈的欢迎。郑庆寰社长阐发了对《世界史文献使用指南》上、中、下三编篇目的认识，并结合自身从事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区分了“文献”、“文书”等各种类别的史料，并对提升编写工作的质量提出了几点建议。周立红教授介绍了《世界史文献使用指南》一书的编写背景、具体规划和编写团队，对历史学系领导、编写组老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及其他机构拨冗出席的专家学者的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

作为文书类型的史料

第一场报告主题为“作为文书类型的史料”，由《学术研究》杂志社副主编郭秀文研究员主持。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李智助理教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朱玫副教授、河南大学法学院杨松涛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王涛教授分别围绕行政文书、户籍文书、诉讼文书、《德意志人物志》四种类型的史料进行报告。

李智老师首先对两河流域使用的楔形文字进行介绍，并指出行政文书是楔形文字文献中数量最多的文献类型。由于行政管理是楔形文字被发明创造的主要原因，因此行政文书也是两河流域出现时间最早的文献类型。随后他以研究的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世纪）的行政文书为例，通过对比吉尔苏（Ĝirsu)省、温马（Umma）省与伊里萨格瑞格（Irisaĝrig）省驿站的位置、服务对象和经营活动探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林英教授在评议中赞赏李智老师对楔形文字的掌握，认为这对研究两河流域的历史非常重要，她建议可以进一步研究书写背后的人群，即两河流域的书吏阶层。

紧接着，朱玫副教授对“古代朝鲜的户籍文书”进行介绍。她指出，户籍文书是韩国古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管理机构的不同，韩国的户籍文书生成了不同类型，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一些地方的户籍时间跨度长达200年左右，并基本保持三年一册的连续状态，适合进行长时段的考察。目前，韩国针对保存的户籍文书建成了许多数据库，她参与了“朝鲜庆尚道丹城县户籍大帐电算化项目”和“朝鲜庆尚道大邱府户籍大帐电算化项目”的数据库建设。评议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曹鸿副教授认为，朱玫老师的报告是以研究为导向来讲解非通识类文献，有助于让学生尽早进入专门领域的学习。

杨松涛教授以“近代早期英格兰的诉讼文书”为主题，指出诉讼文书可用于考察“国家权威如何深入于基层社会，国家权威如何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这一问题。他阐释了近代早期英格兰的法律治理体系，并对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司法运作过程和季审法院的档案类型进行了详细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杨光老师在评议中参照法国的诉讼和司法方面的事例指出司法的专业化不一定影响司法向基层的渗透。此外，他建议在阅读数据库中的史料时关注印章和字体的撰写。

王涛教授展示了如何将《德意志人物志》这一传统史料进行数字化的过程，指出历史文本结构化对历史学研究大有裨益。同时，王老师也指出大数据时代下数字化史料存在虚假信息、数字鸿沟、模型之外无新知和泛泛而谈的陈词滥调等陷阱，学者们在运用的过程中应当注意辨别。评议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顾晓伟副教授指出，人与媒介的互动能实现人与科技的良性互动，历史学家需要运用算法，实现历史学与科学技术的合作关系。

作为物质载体的史料

30日下午，第二场报告以“作为物质载体的史料”为主题展开，由《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社赵洪艳副编审主持。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林英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汤晓燕教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江滢河分别围绕“拜占庭的钱币”、“法国大革命中的图像”和“清代广州的外销画”三种实物史料进行报告。

林英教授认为古代钱币可分为中国钱币和西方古钱币（即希腊体系钱币）两大类。西方古钱币在材质方面有其特点，并且有固定图像和铭文。她指出从事钱币学研究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是编目。她结合自己对宁夏固原史氏家族墓地出土的拜占庭钱币进行的研究，认为中国学者应当将关注点放在研究仿制钱币上，并且要将钱币学与历史文献进行结合。李智老师在评议中认为林英老师的报告对于将钱币史料运用到人物与事件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他认为还可以用当下数字史学的方法对钱币史料进行归类与整理。

汤晓燕教授阐述了法国学者在法国大革命图像史方面所做的大量研究工作，系统梳理了图像史研究的崛起和发展，总结了不同阶段图像史研究的特点。她认为图像史是真正把图像作为基础史料，以图像为研究切入点，由此提出新的观点，而非附以图像用来佐证作者通过其他材料得出的结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惟一博士后认为，汤老师的著作展现了如何将图像史料运用于史学研究中，他建议在教材编写中可以多介绍图像史的数据库，补充图像史研究的方法论。

江滢河教授介绍了清代广州外销画的兴起和以林呱（Lamqua）和廷呱（Tingqua）为代表的广州外销画画家群体，讲解了外销画的品种、题材和收藏情况。他认为广州外销画可以体现“广州视野的世界史”，既可以作为形象化的史源，与文献互补互证，也可以本身作为历史证据，借此研究外国商业势力在中国的发展。评议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李爱丽副教授赞赏江老师采用了“人-时-地”的解释模式追溯外销画的历史传统，她就外销画画家学习西洋画的方式与江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圆桌论坛：“世界史教学与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30日下午第二场报告后的圆桌论坛以“世界史教学与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为主题展开，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党委书记柯伟明教授主持。柯伟明教授向与会老师们介绍了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情况，对从远方到来的各位老师表示欢迎，也对即将出版的《世界史文献使用指南》表示期待。紧接着，江滢河教授、王涛教授、吕昭副教授分别作为引言人围绕“如何在世界史教学中更好地进行史料教学？”“《世界史文献使用指南》编写中对史料的界定”、“《世界史文献使用指南》的定位和面向的学生群体”等方面的问题进行阐发，引起了与会老师的热烈讨论。最后，郑庆寰社长对圆桌讨论作总结。他从编辑和出版的角度，借鉴自身从事中国史研究的经验，认为《世界史文献使用指南》一书需要明确写作对象，增强规范性，并在内容写作和编写体例上凸显教材的实用性和指导作用。

作为史学分支的史料

3月31日，第三场报告“作为史学分支的史料”在永芳堂433会议室如期举行，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曹鸿副教授主持。 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吕昭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杨光助理研究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孙一萍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惟一博士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李爱丽副教授和费晟教授分别围绕“城市史史料运用”、“情感史史料运用”、“军事史史料运用”、“海关史史料运用”和“环境史史料运用”进行报告。

吕昭老师和杨光老师在报告中首先汇报了城市史研究的两种路径，即研究城市本身和研究与城市相关的内容。法国史学家通常将城市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将城市史作为整体性研究对象和整体性工具。接着，两位老师介绍了城市史史料的分类，并通过自己研究的中世纪晚期阿维农的城市史和近代早期巴黎的城市史介绍了相关档案的使用及其需要注意的问题。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麦贝力副教授在评议中结合自身研究移民史的经验，肯定了吕昭和杨光两位老师提出的“整体现象”的概念，认为研究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非常有必要，并且对“城市与政治”部分的解释框架问题和“全球城市”的概念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

孙一萍教授系统梳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情感史的发展脉络及其饱受的争议。她阐述了当前应用于情感史研究的“情感规约”理论、“情感表达”理论以及“情感团体”理论，探讨了不同的理论使用的不同的史料类型。她指出，决定情感史家研究方向的不仅是其采纳的理论框架，还有他所依据的史料类型及其性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谢斯杰助理教授在评议中介绍了当前意大利史学界对情感史的研究情况，指出当前意大利史学界倾向于将情感史与中世纪人类学相结合进行交叉研究。

李惟一老师围绕“军事史史料运用”进行报告，他首先对“军事史”作了定义，即“军事史”长期与政治史相连，往往强调个体经验，采取从下而上的视角。接着他讲述了军事史使用的史料的类别，他强调尤其要注意军事史史料的立场和真实性，例如历史记录是否带有记述者的主观色彩、关于战争的记录是否存在夸张、统计数据是否模糊。最后，他建议可以采用一些地图的形式将军事史结论可视化。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庞昊博士后在评议中建议在相关的教材篇目撰写中添加“进入档案馆后如何操作、如何使用做卡片等方式整理史料”的内容，好让学生明白怎么查阅相关史料，怎么理解和诠释史料。

李爱丽老师以“近代中国海关出版物在全球史研究中的运用”为题讲解了海关史史料的运用。她指出，在海关工作的海关洋员的流动实际上体现了近代全球化知识的传播，关于海关洋员的家族史料可以在哈佛大学、布里斯托大学以及伦敦大学等网站找到。除此之外，她还详细介绍了海关出版物的情况，并以海关博览会研究为例，介绍了如何运用海关史史料进行史学研究。杨松涛教授在评议中结合此前曾阅读的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教授的《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一书，谈了对“海关”这一组织的认识。他还结合自身所研究的法律史，认为可以进一步思考当时国际法的建构问题，可以深入研究海关洋员第二代的家庭史。

费晟教授围绕“环境史史料运用”进行报告。他指出，在环境史研究中，主题的选取会影响研究者所选取的史料。环境史研究的基础文献包括传统官方档案文献中有关自然及人地关系的片段性记录、官方专门的职能机构记录、各种社会团体的记录以及个人记录。除此之外，从事环境史研究还可以使用物质文化资料和自然科学资料。而这些史料不仅可以作为环境史专题研究的核心，还可以作为其他档案研究的补充性材料，甚至可以作为对比多边档案、同一事件下不同性别、阶级和种族立场的证据，也可以作为数字人文的呈现内容。王涛教授在评议中指出，从事环境史研究需要对史料有宏观思考，涉及环境变迁时，需要找出真正的因果关系。他赞同费老师的观点，认为环境史涉及诸多自然科学的材料，需要进行跨学科合作，而这也是未来环境史研究的趋势。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杨培娜教授对第三场报告的研讨发表了总体评论，她肯定了世界史老师围绕史料问题进行的教学研讨，阐述了世界史教学和中国史教学中史料利用的相似之处，并对《世界史文献使用指南》的编写和出版表示期待。

最后，周立红教授对本次会议进行总结。她结合三场报告的内容和圆桌论坛的探讨，总结了编写组达成的共识，对教材定位、面向群体、编写体例、写作风格做了进一步的明确。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转自“中大历史学系”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