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9至21日，由中国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会世界近代史专业委员会主办、赣南师范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和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承办的中国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会世界近代史专业委员会专题会议暨“在文明交汇点上”学术研讨会在江西赣南师范大学举行。赣南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罗序中教授，中国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会世界近代史专业委员会会长、南开大学俞金尧教授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赣南师范大学科研处副处长周新主持开幕式。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等单位的近五十位专家学者和部分世界史硕博研究生参加了研讨会。在为期一天的会议中，与会者围绕“在文明交汇点上”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俞会长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在全球化时代，身处不同文明的人们事实上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关系，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包括中西文明在内的不同文明应该秉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原则，互相学习、互相包容，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俞会长的致辞深刻诠释了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各位与会专家学者的学术研讨定下了基调。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文明交流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对世界不同文明的认识及由此延伸出的方法论研究问题是本研讨会的重要问题之一。南开大学俞金尧教授在主旨发言中，再次从文明互鉴的角度阐述了应如何认识西方文明。俞教授认为，现代西方文明内涵丰富，复杂而多面，基础是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在五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物质条件，并孕育出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下，应继续加强与西方文明的交流，互相借鉴，扬长避短。南京大学王涛教授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述了数字人文和跨国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强调数字资源、工具和基础设施方式的使用已经重新塑造了历史学家思考历史的方式，影响了他们追寻历史意义的路径，历史研究者不能用轻视或回避的态度迎接“数字转向”。赣南师范大学朱大伟副教授以二战时期罗斯福在德黑兰发表的以不同制度国家间合作为主题的“彩虹演说”为切入点，并结合2006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关于文明多样性的主题演讲，指出和谐、繁荣的多元共存的国际社会是由相对独立而又平等的国家和文明组成，任何国家想在全球建立单一文明模式的企图都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注定要遭到热爱平等与自由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抗。

政治、外交和安全问题是与会者重点关注的议题。北华大学刘景瑜教授梳理了日本扩张型海洋战略的发展脉络，认为向海洋扩张是日本政府百年来对外扩张的基本战略方向，与当今制定的落实海洋战略政策的《海洋基本法》一脉相承。曲阜师大曲升教授分析了美国“海洋自由”观念的欧洲源头，指出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原则的“海洋自由”观念,并非全然美国人的“原创”，而是有着深刻的欧洲理论源头和国家实践印记，作为美国特色的海洋自由观念，海上私人财产豁免原则具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双重性，反映了共和国初创之际海军力量弱小的现实，其式微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山东大学孙一萍教授的研究表示，与无套裤汉的自发主义直接民主思想相比，孔多塞的公民投票理论更加注重法律秩序、是一种强调多元化的自由主义民主模式，但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之下，孔多塞的公民投票理论带有过分浓厚的政治斗争色彩，实际影响十分有限。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李胜玉对土耳其“色佛尔综合症”产生的历史原因、影响及其后续展望作了阐述。赣南师范大学宋海群博士从抵抗运动与捷克斯洛伐克二战后道路选择间的内在关系切入，认为抵抗运动中捷共的不断壮大以及苏捷关系的日益巩固和发展为“二月事件”的最终爆发奠定了重要基础，一定程度上为捷克斯洛伐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条件。

陕西师范大学胡舶教授分析了20世纪波兰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诉求和最根本任务，表示波兰一直在寻求民族解放与国家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则是影响20世纪波兰曲折现代化进程的决定性因素。湖北大学郝祥满教授探讨了清末中日驻欧美使节局外旁观之东亚的区别，认为中日驻欧美使节的关注问题和态度存在较大差异，日本公使相对主动积极，国家使命感更强。赣南师范大学刘红良副教授考察了麦克马洪线形成过程中的达旺因素，认为在对边界线进行调整的考量中，从最初不包括达旺地区、发展到把达旺一分为二到最后包含整个达旺地区，蕴含英印的战略关联及贸易考量。中国社科院卢晓娜助理研究员分析了全面抗战后美国观察家对中共抗日根据地军工生产、军事训练、民兵动员、游击战和情报战的军事考察，认为这些调研和分析改变了美国对中共的战略定位，战略情报局的“浅紫计划”应运而生。赣南师范大学周余祥博士考察了亨利·卡伯特·洛奇在美国对中国制定和推行“门户开放”政策过程中的推动作用，指出这是亨利·洛奇推动美国实施其商业主义思想的重要步骤，反映了美国统治阶级已经把商业竞争作为大国崛起和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手段，实质是美国国家政权力量积极地为垄断资本家打开与保护海外市场，解决国内的生产过剩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长远问题。陕西师大博士生袁再毕考察了20世纪尼日利亚经历的两次未改变外向型经济结构的经济转型，强调经济转型必须从根本上进行结构调整。

宗教与文化问题同样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上海师范大学黄艳红教授以法国学者希尔万·古根海姆的著作《亚里士多德在圣米歇尔山：基督教欧洲的希腊根源》对中世纪欧洲文化复兴和发展的看法为切入点，引出法国学界对文明史反思的争议，认为这些争议反映了全球化形势下法国史学面临的新问题、历史叙事与当下政治诉求之间的复杂纠葛，以及重新定位文明概念及文明史的必要性。中山大学朱坤容副教授从宗教思想的角度考察了日本“民艺运动”的发起人、思想家柳宗悦的民艺理念，即探讨“信”与“美”在民艺理论源流上的结合。山西师范大学王霏教授研究了19世纪基督新教在叙利亚阿拉维派中传播的方式和影响，指出新教在阿拉维派中的传播最终引起了奥斯曼政府的怀疑和压制，并促使奥斯曼帝国逐渐关注阿拉维地区的状况，在此兴办学校和建立清真寺，最终使新教在阿拉维派的传播活动宣告失败。东北师范大学唐科教授考察了以约翰·伯根为代表的保守派学者如何研究新约抄本古老性的价值所在和意义，认为争论中学者们所总结出的一系列判断抄本价值的原则，对圣经批评学的发展有着长远的影响。安庆师范大学李义中教授分析了新教非国教派的复兴对英国1828年改革的影响，表示作为一个整体的新教非国教派的复兴，具备了向政府施加一定压力，以推动“废除‘宣誓与市政团法’”改革的可能性，但以“不从国教派”一己之力，仍不足以促成“宣誓与市政团法”的废除。中国社科院赵博文助理研究员分析了英国主教制度改革与国家建构间的关系，认为通过改革主教制度，英国国王实现了在宗教领域和世俗领域完整的司法审判权，使主教制度成为了至尊王权的捍卫者，加速了王权对于英国教会的控制，使国教成为了都铎时期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科院张炜副研究员梳理总结了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界对公共领域理论的三大修正，认为其有关社会危机与公共领域的关联性、公共领域中的性别和阶级以及公共领域的地域特征三方面的修正性研究促使学界对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近代早期西欧诸国“社会”力量需做更为充分的估计。

城市建设和社会治理问题是会议的第三个议题。湖南师范大学傅新球教授探讨了英国古生物学者玛丽·斯托普斯的生育控制思想及其实践，认为玛丽在理论上开拓了生育控制和性解放的新领域，通过创立第一家生育控制诊所“母亲诊所”、出版相关著作等实践活动，提升了公众对性健康的认识，推动了社会对女性生育权和性权利的重新评估，进而在英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深远的思考和变革。厦门大学李莉教授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探究了新政时期美国绿带城镇项目建设的重大意义，强调该项目历时较短，规模有限，但其立足“城”“乡”“郊”三者关系规划大都市区发展的“城乡统筹”机制，突破了传统城乡二元结构非此即彼的思维局限，具有明显的政策开创意义。贵州师范大学许静教授分析了莫卧儿王朝前期的城市发展与特点，认为莫卧儿城市的繁华源于地理位置、经济价值、军事意义、交通条件和文化习俗等多种因素。赣南师范大学魏炜教授、研究生彭朋分析了海峡殖民地印度劳工输入的方式及其影响，认为通过契约劳工、印度移民基金资助的劳工和独立自费的自由劳工等三种方式，数以百万计的印度劳工被引入海峡殖民地，为海峡殖民地的经济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促进了殖民地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社会和印度本土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杨光分析了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体系的空间转向，指出以行会、街区、堂区等基层组织为中介，依靠城市本地显贵的社会关系网络维系城市稳定、安全的旧治理模式以及以职业官员主导的基于空间划分的新治理模式跨越了近代法国制度的更迭，对当今法国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山大学朱玫副教授研究了15-17世纪朝鲜社会的寡妇财产权与家系继承的相关问题，表示这反映了朝鲜社会的亲属关系中母系血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会议还专设了研究生专场，为硕士研究生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机会，他们的参会论文主题涵盖了奥斯曼帝国时期爱资哈尔大学在文明交往中的双向作用、战后日本社会的“和平”教育、二战时期日本对越南的占领政策、《叻报》中对“甲午战争”的叙事特点、英属时期新加坡公共交通工具及新加坡《传染病法》的立废、澳大利亚电影《苦战科科达》对二战记忆的构建、冷战时期“印度洋和平区”的提出与回响、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思想界对抵制日货运动的探索与争鸣、西班牙在菲律宾的种族政策等。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如何了解多样的异质文明的发展历程，汲取不同文明的优秀特质，结合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促进文明间的交流和互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智慧结晶，是学术研究必须回应的时代主题。本次研讨会以“在文明交汇点上”为主题，从宏观、中观、微观多个层面，就世界历史上政治、外交、安全、宗教、文化、城市和社会等人类发展的共同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于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加坡研究中心

转自“新加坡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