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s），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经济史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中世纪英格兰经济社会史，特别关注城镇、市场和贸易。本文摘自复旦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的讲座纪要，转自“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微信公众号。

戴维斯教授的讲座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学术前史。他指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世纪英格兰谷物商人的作用持有一种负面观点，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世纪史料记录的影响。具体来说，在中世纪教士与道德家的著述中，谷物商人往往被描绘成从事囤积居奇活动的投机分子，其行为导致粮价上涨，加剧了饥荒时期的粮食短缺问题。近来的不少研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例如Derek Keene、Philip Slavin、Bruce Campbell等学者指出，中世纪晚期的谷物商人作为谷物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中间人，往往利用饥荒时粮食短缺的形势，通过囤积居奇的投机行为谋取利润，导致市场失灵，损害了公共利益。

随后戴维斯教授指出，也有不少研究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批评。例如Gregory Clark和James Galloway等学者认为，中世纪英格兰谷物商人的活动对谷物贸易的发展乃至市场一体化的进步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这些研究是有价值的，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此前学界对中世纪谷物商人作用的负面观点。但是此类研究也存在不足，集中体现为对该时期谷物商人活动究竟起到多大作用缺乏评估，而这便是此次讲座着力解答的问题。具体来说，该讲座探讨14世纪英格兰谷物商人的活动范围，尤其集中于这一群体在饥荒时期的投机行为及其影响。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戴维斯教授对14世纪英格兰谷物商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他指出，目前学界已有不少相关研究，由此我们可以对这一问题的图景有较为清晰的呈现。在14世纪的英格兰，谷物商人广泛存在于王国各地，遍布伦敦等城市中心以及乡村地区，成为从事谷物贸易的重要群体。但是戴维斯教授又指出，不能过分高估谷物商人的数量及其作用。其一，这些谷物商人往往并非全职的贸易活动者，贸易活动大多只是其副业。其二，这些商人的活动往往集中于人口众多的城市中心，而在其他地区，特别是乡村地区则较少，作用也更弱。其三，这一时期英格兰经济的商业化程度有限，大规模的城市较少，因此谷物贸易的规模和影响力也是有限的，这对谷物商人的活动空间造成了极大的限制。

第三部分是讲座的核心内容，涉及戴维斯教授对谷物商人活动及其影响的再思考，体现为如下方面。

其一，当时英格兰社会对商人囤积投机活动的限制并不限于道德批评，而且体现为当局的立法行动。具体来说，在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君主政府便订立过专门的国家法令，对这类行为进行较为严格的管制。此外，王国的诸多地方社区，特别是商贸城镇也通过地方法规打击商人囤积投机之行为。鉴于这些法律的存在，市镇商人从事套购活动的动力受到抑制。

其二，商人囤积粮食受到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体现为囤积粮食有极高的成本，包括粮仓的建设和维护成本（资金成本）、机会成本（风险成本）、粮食的损耗（风险成本）等。鉴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当时英格兰商人储存粮食的现象虽然确实存在，但大多是短期行为，而非长期投资，因为长期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极大。

其三，具体到饥荒时期，商人囤积粮食之做法对粮食价格上涨产生的影响也是有限的，特别是与其他因素对比。以1315—1322年的大饥荒为例，此时期的粮食价格一度飞涨，但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歉收导致粮食供不应求，而其他因素，包括市场混乱、战争、政府管制等的作用是其次的。这意味着商人囤积行为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而且实际的证据也可以支持这一说法。例如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囤积行为是极为敌视的，然而奇怪的是，记录大饥荒的编年史家们却很少提及粮食商人的此种行为，却往往谈及天气和歉收是此灾害的原因。此外，当时的政府当局也对囤积行为有严格管制，但政府和法庭档案却很少有惩治这类行为的案例。

其四，粮食商人在饥荒时期的活动并不会导致饥荒恶化，反倒可能有利于应对危机。戴维斯教授提到，一些学者认为，粮食商人的囤积活动导致了市场“公平价格（just price）”的失灵，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类活动有助于饥荒时期粮食价格趋于合理。按照经济学的常识，商业贸易会将商品从相对盈余的地方转移到相对稀缺的地方，或在相对盈余的时期储存起来留待此后相对稀缺时出售。具体到饥荒，歉收会导致王国诸多地区的粮食供给不足、价格飞涨，而商人的正常活动有助于缓解供求不均之局面，进而平抑物价。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英格兰的一些著述（虽然并非主流声音）对粮食商人正常活动的作用表达了肯定意见，认为此举有助于粮食的贸易流通，对社会是有益的，因此是合乎道德的。不仅如此，当时王室政府对于粮食商人的正常活动并未做出严格限制，甚至还鼓励他们在饥荒时期积极从事贸易流通活动，以应对危机。

在讲座的最后，戴维斯教授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关于中世纪英格兰市场一体化问题的现有研究往往存在一种矛盾倾向，一方面强调粮食应当由中间商根据价格信息加以储存和流通，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囤积投机行为具有明显的负面效果。这一看法体现了对中世纪现实的误解。事实上，粮食商人，因为种种原因，较少能够从事所谓的囤积投机行为，因此其负面影响是有限的。中世纪的统治者，包括施政者和知识分子，对于囤积投机行为可谓是忧心忡忡，但该心理并不能说明这类投机行为普遍存在，也不意味着粮食市场系统的崩坏。

之后是讲座交流环节。首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许明杰、易晋铭与麦殷闻分别就讲座进行了评议。许明杰老师指出，戴维斯教授的研究挑战了学界对于商人“无奸不商”的传统认知，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中世纪晚期谷物市场运作机制的理解。此外，许老师还肯定了戴维斯教授对学术史的细致梳理以及对已有研究的精彩评述，体现了学术前沿。易晋铭老师则从研究视角出发，指出戴维斯教授的研究切合时下的史学研究热点，基于自身研究对学界日益关注的粮食问题做出了回应。麦殷闻老师则从教会的视角出发，肯定了戴维斯教授对中世纪教会文献中经济活动的解读。

在问答交流环节，诸位老师同学就中世纪的高利贷、中间商的社会功能、犹太商人在市场体系中的角色、法庭对粮食商人的指控等问题与戴维斯教授进行了交流，戴维斯教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尽解答，讲座最终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