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9日，陈岱孙理论经济学家讲堂邀请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牛津大学万灵书院Quondam Fellow马德斌教授，以“国家能力与经济史上的分流与合流”为主题进行演讲。本次讲座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龙登高教授主持,吴金希、赵准教授等50余名师生与会。

讲座伊始，马教授指出，探讨国家能力与中西方经济史“大分流”，应跳出传统商业史或工业革命视角，聚焦“财政-金融”纽带的演变。他首先从张之洞《劝学篇》中的“仁政”理念切入。张之洞为晚清辩护时，称清代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税收远低于宋代，是仁政的体现，而经数据测算，清代人均税收却呈持续走低趋势。但这种“低税收”却引出了孟德斯鸠与亚当·斯密曾观察到的悖论：在欧洲，越是自由度高的国家，老百姓交的税反而越高；越是专制的国家，老百姓的税负反而越低。这一悖论构成了理解中西方国家能力分流的切入点。

马教授随后梳理了西方现代财政国家的生成脉络。该体系源于中世纪政治分裂的意大利城邦，因地域狭小缺乏直接税基础，其在商人主导下依赖商业间接税并发展出早期公债制度。这一体系在荷兰得到升华。资源匮乏的荷兰在反抗西班牙王朝统治的战争中，凭借极高的国家信用大量发行公债。尽管税收沉重，但因征税经代议制同意且政府恪守信用，其举债成本远低于对手西班牙，最终以“信用”支撑了长期战争的消耗。

进一步地，马教授强调了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的标志性意义。这不仅是王权受限的宪政革命，更是深刻的金融革命。英国引进荷兰金融制度，确立议会征税权，随后建立英格兰银行经营国债，并规定公债必须以明确税收为抵押，防止政府违约。同时，英国建立起专业文官队伍征收间接税。这些金融创新大幅降低了举债成本，促使公债成为优质抵押品，衍生出庞大的二级市场与货币供给，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极其低廉的资本支持。美国建国初期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亦效仿此逻辑，确立了联邦政府的财政信用底座。

视角转向中国，马教授剖析了传统财政国家的结构性困境。大一统的中国财政高度依赖直接税，且缺乏透明的公债发行体系与二级市场。面对战争等突发巨额开支，清政府无法以公债平滑财政压力，只能消耗银两库存、卖官鬻爵或增加不透明的苛捐杂税。这种“双轨制”财政无法形成信用抵押资产，极大削弱了国家能力。货币制度方面，宋元虽极早发明纸币，但因政府缺乏信用约束，明初甚至将纸币视作纯粹的敛财工具且拒绝接受纸币缴税，导致纸币信用彻底破产。中国经济被迫退回白银时代，丧失了金融创新的契机。

接下来，马教授以上海公共租界为核心案例，探讨了近代中国财政金融制度的现代化尝试，并梳理了民国金融的发展与衰落。上海公共租界借鉴西方城市自治制度，建立了工部局、纳税人选举制等治理体系，实行财政自治，税收透明且有限发行规范化公债，其法人地位保障了制度的稳定性，成为西方财政金融制度在近代中国的“试验场”。而晚清海关由外籍人士管理，实现了高薪养廉、关税透明，成为清政府最具公信力的财政机构，关税也成为晚清公债的核心抵押品。此外，汇丰银行等引入苏格兰银行体系，推动了近代中国银行业的起步。民国时期，中国现代银行业开始崛起，张嘉璈领导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1916年顶住北洋政府的停兑令，坚持纸币可兑换，赢得了市场信任，奠定了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开始发行公债并建立二级市场，成立由银行家群体主导的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实现了公债的市场化监管，形成了短暂的金融发展黄金期。但南京国民政府后期，推行银行国有化、垄断货币发行权，过度干预金融市场，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近代中国的金融现代化尝试遭遇重大挫折。

演讲结束后，龙登高教授对讲座进行总结。他指出，西欧之所以率先走向现代经济，正是因为战争与竞争倒逼了金融创新，进而确立了“以资本为轴心”配置资源的现代经济模式；而传统中国长期停留在“以地权为中心”配置资源的时代，导致了经济的内卷。随后，与会学者与听众围绕“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的连接点”、“金融资本对工业发展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互动讨论。马德斌教授结合中外历史经验一一进行了详尽而富于启发性的回应，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以上内容转自：“清华经济史”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