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转载自“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微信公众号

2026年5月15日上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系列讲座第二十二讲、“全球中世纪”系列讲座第一讲“为Lord服务——封建主义时代的劳动与工作”在光华楼西主楼2001会议室举行。此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特聘教授黄春高主讲，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启宏主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黄洋教授、夏洞奇副教授、许明杰副教授、易晋铭博士、麦殷闻博士以及众多在校师生参加。

讲座伊始，黄春高教授指出，“为Lord服务”（service）这一表述虽在中世纪文献中较为常见，但学界对其进行的理论化思考尚显不足。他借助“祈祷者、作战者、劳作者”的三等级理论框架，揭示了不同身份群体的劳动如何围绕着“服务”展开。教士通过祈祷、布道、主持七圣事等为上帝及其子民服务；封臣以骑士役务、出任宫廷职位为世俗领主（封君）服务；农奴则靠种田、放牧等劳役为庄园领主服务。黄春高教授强调，每一种服务都与其身份牢牢绑定：无固定身份，便无对应的劳动；拥有怎样的身份，才配享对应的劳动。职位劳动源自品位本身，服务因此具有鲜明的身份等级性。

在此基础上，黄春高老师进一步分析了中世纪劳动所承载的浓厚伦理色彩。教士的服务因对象是上帝、教会与上帝的子民而具有神圣性，谦卑本身就是神圣的体现（Servus servorum Dei，上帝的众仆之仆）。封臣的服务则充满荣耀，封土（fief，feudum）的别称为“honour”，制服、徽章、效忠仪式无不彰显着由依附与忠诚带来的荣耀感。相比之下，农奴的服务具有卑贱性，这体现在其非自由身份、繁重而低下的体力劳动、以及被领主随时支配的状态——“今晚不知明早要做什么活”。然而有趣的是，农奴在依附关系中仍能感受到某种荣耀。总体而言，服务是一种公开的象征性关系，服务者可以通过服务高等身份者来提升自身地位。荣耀既由服务者给予被服务者，也由后者赐予前者。这是一种很难用现代经济学解释的劳动，其目的并非追求现实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以服务他人为荣耀，并相应获取地位。

黄春高老师继而指出，中世纪教士、封臣和农奴的服务，其主要目的均非获得经济报酬。教士的服务并非为了教俸（benefice），教俸或津贴（Stipendium）只是生活保障；封臣服骑士军役亦非为了封土，封土是为了保障其有能力提供骑士义务。农奴的劳役虽然可以被计量，但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地租，份地亦非农奴劳动工资的来源。与份地相关的农奴义务，包括土地继承金、迁徙金、结婚金、任意金、土地准入金（过户金）等，总体表现出领主对农奴的超经济强制。因此，劳动的非逐利性是理解封建时代劳动经济学的关键入口。

在此基础上，黄春高老师尝试建构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他指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公式是“商品—自由劳动—资本”，而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公式则是“役务（service）—身份劳动—土地（权力）”。权力以复杂的形式获取劳动，劳动因品位和职位而出现，土地并非雇佣劳动的工资。除土地之外，劳动还可获得其他形式的回报，如身份、实物、衣物乃至货币。此外，现实中存在着役务市场，例如盾牌钱（骑士役的货币化）、劳役折算（农奴劳役的货币化）、封土买卖（封建役务的货币化），以及其他封建役务的买卖（土地监管权、婚姻监护权、土地继承权的转让）。但黄春高老师强调，这些并非纯粹的经济市场，而是掺杂了伦理、等级、依附关系的混合役务市场。从中世纪晚期开始，盾牌钱、扈从契约和官吏俸禄的常态化，以及劳役的折算与货币化等现象，都表明劳动逐渐与身份分离。黄春高老师援引梅因的经典论断：“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由此指出：从劳动角度来看，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可以被表述为“从身份劳动到契约劳动”或“从役务到工作”。劳动逐渐脱离身份限制，走向市场。马克思曾言，劳动力一旦成为商品，契约劳动便构成资本主义的基石。但黄春高老师也提醒，马丁·路德、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天职”看似远离了身份劳动，但未必是真正属于市场的契约劳动，因为他们都赋予了劳动以某种伦理。在讲座的总结部分，黄春高教授概括道，封建主义时代为Lord服务，并非纯粹经济意义上的劳动，而是嵌入了情感、伦理、荣耀等诸多要素。走向现代，身份劳动被契约劳动所取代，正如韦伯所言“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或许就是现代劳动的本质。

讲座结束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陆启宏教授、许明杰副教授、黄洋教授先后发言评议。陆启宏老师指出，黄春高教授借助“service”概念将中世纪的三等级制统合起来，揭示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是超经济强制，而资本主义则完全运用经济手段。许明杰老师认为，讲座基于马克垚先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同时充分吸纳了罗丝玛丽·霍洛克斯（Rosemary Horrox）、苏珊·雷诺玆（Susan Reynolds）等西方学者的前沿研究成果，具有高度的理论建构意义。黄洋老师则就中世纪与现代的断裂与连续、经济理性主义概念是否适用于古代中世纪的社会分析等议题分享了自己的思考。

进入问答环节，在场师生踊跃提问，内容涉及公共利益与个人服务的关系、教士的二重义务、行会、役务的地域与时代差异、如何从古代中世纪寻找现代性、韦伯的“天职”概念等议题。黄春高教授一一作出详细解答。讲座在热烈的学术氛围中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