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传统和地理环境等原因，中世纪英国经济尤其是工商业长期处于欧洲落后水平。因位置僻远，中世纪英国基本上与南欧兴旺的地中海贸易无缘；即使是北边的北海、波罗的海贸易，英国也处在边缘区，只是由他人将自己的特产羊毛输送至欧洲大陆而已。中世纪盛期喧闹的香槟国际市集上，也很难觅见英国商人的踪影。中世纪英国的城市化程度也较低：中世纪西欧大约100个左右1万人以上的城市中，英国最多只有四五个；最大的城市伦敦也只能入欧洲中等城市之列。然而，从16世纪开始，英国快速发展，17世纪晚期成为欧洲经济体的“核心国家”（沃勒斯坦语），18世纪中叶后的工业革命使它一跃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强国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典型的国家。英国经济崛起，无疑主要是内在因素起作用，学界也从多个角度作出了探析。但有一点不可忽视，即英国也吸收了来自欧洲大陆的诸多要素，以此培育自身成长，大量流入的外来移民、外国商人和外国资金就是这样的有益养分。

从11世纪起，英格兰便不断有欧洲大陆移民进入，并且出现多次外来移民高潮。最早是随诺曼军队而来的法国和尼德兰的商人、工匠，以及由退役军人转变而成的农民，他们的经济活动帮助战乱之后百废待举的英国经济包括农业恢复了生机。即使是早期的英国城市毛纺业，也有来自尼德兰工匠们的贡献。当14世纪欧洲大陆的佛兰德尔毛纺业城市内乱不已，百年战争中英国又禁止羊毛向佛兰德尔出口时，佛兰德尔工匠便纷纷移居英国，他们带来了技术和资金，也带来了市场，促使英国毛纺业普遍发展，到15世纪中叶英国从原料羊毛输出国转变为呢绒制品出口国。这是英国经济第一次质的飞跃，毛纺业也很快成长为英格兰的“民族工业”，成为促使近代早期英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发动机”。

    进入16世纪后，英国采矿、冶金、玻璃制造、兵器机械等行业很快兴起，啤酒酿造技术、珠宝金饰钟表工艺等有所发展，部分得益于引进了许多掌握先进矿冶技术的德国工人、技术专家和制造商，以及他们带来的资本。如一家炼铜厂有400多名德国工人，德国资本参与建立了英国“王家矿山公司”等。16世纪后期，尼德兰社会动荡，大量纺织工匠逃往英国。他们带来了纺织新技术，促使英国“新呢绒”制造业大发展。这种新的中档轻型呢绒，不但进入了较为温暖的南方地中海市场，也顺应了生活水平正在提高的普通英国人的需求，打开了大众消费市场，从而大幅度提高了英国的呢绒产量。16世纪后期的法国宗教战争、路易十四时期的宗教迫害，逼迫法国“胡格诺”新教徒逃往国外。除一部分人经英格兰继续前行至更北或更西的苏格兰、爱尔兰以及美洲外，还有更多数量的宗教难民定居于英格兰。他们多是有技术、有资金的工匠和中小商人，如16世纪英国炼铁工业发祥地韦尔德工场，就有500个法国工人。胡格诺难民的到来，促进了英国丝织业、麻纺业、制帽业等手工业部门的兴起，还对英国的农业和园艺、时尚和工艺、家具和装饰、造纸和印刷等行业的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到17、18世纪，荷兰人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种植者”，为英国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包括新的谷物与豆类作物轮作制，新饲料、草料作物、新蔬菜品种种植，牲畜圈养及畜粪收集法等，此外还改进了生产工具和农业设施，如引进荷兰式二轮轻便犁；改进谷仓结构，增加存储空间等。荷兰工程师也带来了水利和排涝技术，并直接投资和主持英国的排沼工程，17世纪英国通过排沼而新增农田50多万英亩（合300多万市亩）。1643年，荷兰人建立了英国第一家红呢染坊，大大提高了英国呢绒品质。一种被视为工业革命织布机先导的丝带织机也由荷兰移民引进英国，推动英国纺织业向机器化生产迈进。荷兰人还带来了制造红色陶瓷的盐釉法，为斯塔福德郡优质陶瓷享誉世界作出了贡献。荷兰书商移居英国，带来了远超英国同行的印刷知识和技术。直到18世纪，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出版社还在依靠荷兰人铸造字模。荷兰科学家惠更斯派助手巴本常驻英国，巴本发明的“蒸锅”中有一种安全真空管，对蒸汽机的发明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至于来到英国的外国商人，也不只是简单地同英国人做生意，而是直接从事英国对外贸易。中世纪英国为数不多的出口贸易，主要依靠外国商人。12至14世纪英国向佛兰德尔毛纺城市输出羊毛并从那里进口优质呢绒的活动，多由佛兰德尔商人进行。为满足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毛纺业所需原料羊毛，13世纪也由意大利商人进入英格兰收集后运到海港，再输往佛罗伦萨及欧洲大陆市场，英国每年出口的3万多包羊毛中，经意大利商人之手运出的将近1/4。14、15世纪，意大利商人还同时从事英国呢绒出口贸易。15世纪末，意大利商人年均运出英国呢绒1万匹左右，占英国呢绒总出口的1/4。德国汉萨同盟商人也在13世纪进入英国。他们在伦敦建立了斯迪尔亚德商站作为其驻英总部，指挥着分布于英国各地的汉萨商人的商业活动。在进口方面，英国所需波罗的海地区的木材产品、毛皮产品和海产品，基本是由汉萨人进口的；出口方面，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英国呢绒出口量的1/5至1/4是经汉萨商人之手的，最高年份达1/3。随着英国本土商人阶层崛起，他们与在英国的外国商人竞争激烈。受到排挤的意大利商人于16世纪前期退出英国，16世纪晚期英国政府则驱逐了汉萨商人。

    17世纪前期，荷兰商人参与到英国的进出口贸易中，波罗的海商品输入英国基本由荷兰控制，如17世纪初来往英国东部大港波士顿的商船多为荷兰船，1616年甚至达到80%。这个时期也有很多荷兰豪商巨贾进入英国：荷兰大商人科尔吞家族，17世纪借钱给英国王室高达20万英镑；17世纪末成立的英格兰银行第一任总裁是荷兰人后裔；英国保险公司的第一位主席也是荷兰银行家。到18世纪后期，英国东印度公司中的荷兰资本有千万之巨；英格兰银行有1/6的股份属于荷兰人；荷兰资本占英国公共债务总额的1/4以上。17、18世纪从欧陆重返英国的犹太人中，富商家族带来了大量资金，广泛参加英国的商业和金融活动，如英国东印度公司有不少犹太人担任要职，伦敦股票交易所有一些犹太人席位。

   欧洲大陆因素对英国经济崛起的意义可从多维度考量。从英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当中世纪英国落后时，欧洲大陆因素的进入有利于英国解决经济困难，并推动这个落后岛国与欧洲大陆市场相连接，带动英国工商业发展及国内市场培育；当近代早期英国经济逐步强大时，欧洲大陆人才资源流入，新式工业技术引进，以及资本涌入，助推了英国崛起的势头。从英国各经济面的发展与变革看：生产方面，欧洲大陆移民带来了许多手工业和农业基本技术、新技术、新发明，使英国不断扩展生产领域，提升生产水平；财政方面，中世纪外国商人贷款给英国国王，缓解了王室财政困难；金融方面，外国资本帮助英国建立近代金融体系，并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一定的资金帮助；贸易方面，外国商人在英国出口羊毛，有利于英国的资源转化成财富资本，他们把呢绒带到英国商人难以到达的地方，拓展了英国产品的国际市场，推动了英国毛纺业发展。可以说，在中世纪至近代早期西欧的大经济圈里，经济从落后水平不断向上攀升的英国，成了欧洲经济积极要素流向的“洼地”，内外因素在英国的优化组合，形成了促使其率先崛起的强大合力。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2020年6月1日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