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众、政府与毒品政治

面对西方列强的毒品殖民，殖民地的公众和政府如何回应?这种回应与声音产生了何种影响?清华大学池翔的《个体和国家:晚清公众和政府在禁烟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1895－1906)》一文指出，鸦片输入中国后，并非所有人都认识到了吸食鸦片的危害。直到1895年后，才有知识分子将鸦片与民族的存亡联系起来。印度的情况与中国类似，印度锡尔杰尔阿萨姆大学的苏雅斯科哈·帕塔克(Suryasikha Pathak)做了题为《殖民地时期的阿萨姆“卡尼”和“卡尼牙”:鸦片、殖民地政府、传教士和本土社会》的报告，剖析鸦片问题与印度自由运动的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沙维尔·保莱斯在《广州鸦片吸食者的治疗，1839－1953》一文中则注意到禁烟诊所与广州地方当局禁烟政策之间的张力。而同样遭受鸦片毒害，日本则在明治维新之后就加强了查禁鸦片的力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理在《外交失败和日本禁烟政策的颁布》一文中注意到，因恢复国家权利的呼声高涨，日本最终从源头上禁止鸦片的刑法体系。但是，与日本国内严令禁毒不同，日本在中国东北推进毒化政策。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的诺曼·史密斯(Norman Smith)的《痛苦的成瘾与痛苦的治疗:伪满洲国的禁烟运动》一文考察日本侵华期间在伪满洲国推行的治疗鸦片成瘾者的政策，认为尽管伪满洲国的反鸦片活动家或许进行过尝试，但他们在根除成瘾或改变日本侵略者毒化政策方面却注定无能为力。

与亚洲国家的回应不同，美、英两国的 者、小说家和医生在描述美国白人和亚洲鸦片吸食者及鸦片烟馆时，都在不断提醒人们毒品的危害，并希望政府采取措施，使国家免遭潜在的鸦片之害。美国密苏里科技大学黛安娜·L·艾哈迈德(Diana L．Ahmad)在《19世纪晚期亚洲和美国鸦片烟馆和鸦片吸食者的比较》一文中认为，正是作家们对鸦片的抵制才导致了诸如召开万国禁烟会及签署《海牙禁止鸦片公约》等行动。

荷兰殖民帝国是20世纪上半叶最为重要的精神药物制造商和分销商之一。然而荷兰及其海外殖民地的公众对毒品的态度却鲜为人知。荷兰乌德勒支大学斯蒂芬·斯奈尔德(Stephen Snelders)和图瓦纳·彼得斯(Toine Pieters)的《蓝莲花复苏:荷兰帝国公众对毒品使用的看法，1900–1942》一文指出，荷兰民众认为毒品的大多数使用者是中国人或至少是非荷兰人，其吸食可以容忍或控制，不必实行严禁政策。

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米里亚姆·金斯伯格(Miriam Kingsberg)的《鸦片时代的爱情:日本帝国鸦片战争百年纪念》独辟蹊径，考察了日本利用1939年至1942年鸦片战争100周年之际将其政治企图合法化。

三国际禁毒合作与民族国家政策的限度

亚洲是近代以来遭受毒品危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毒品的生产、贸易和消费严重地制约了亚洲的现代化进程。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的《鸦片和亚洲历史进程》一文从宏观角度考察了鸦片对整个亚洲历史进程的影响，指出鸦片作为人类社会最早全球化的商品之一，其生产、流通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及东西方世界的格局。

面对毒品危机，亚洲国家与国际组织都试图采取应对措施。印度加尔各答大学桑迪普·辛哈(Sandeep Sinha)在《健康和毁灭:印度大麻和鸦片的两个不同层面》一文中指出，英国殖民统治在印度确立后，大麻和鸦片的巨大利润给印度造成了一种独特而令人不安的局面，致使印度1947年独立后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将这些药物置于国家的规制之下。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詹姆斯·布雷福德(James Bradford)的《无源的鸦片:国际毒品外交、国家构建和阿富汗政府1957年鸦片禁令》一文以阿富汗1957年的鸦片禁令为例，剖析了毒品外交、国家构建和国内禁毒政策的互动关系。上海社科院刘锦前的论文《上海合作组织打击中亚非法毒品贩运行动计划》则更多关注当下阿富汗的毒品问题及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探讨了上海合作组织在其间扮演的角色。华盛顿大学约翰·布坎南(John Buchanan)的《外部冲击与东南亚大陆精神药物的商品化》也关注类似的问题，考察了市场力量和非市场力量在东南亚毒品商品化生产增长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