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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金三角”地区崛起，中国作为邻近该地区的国家，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上海大学历史系张勇安的文章《寻求合作:尼克松的毒品战、冷战和中国，1969－1974》，专门探讨尼克松政府寻求中美禁毒合作的过程，并分析了双边努力中遭遇的困境和难局。中国联合国合席位的恢复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禁毒提供了契机。北京大学张东奇和刘继同在《国际毒品管制的历史发展和中国在国际禁毒战略中的战略地位》中对此问题给予了历史性探讨，总结了中国对国际毒品管制的推进以及国际毒品管制对中国的影响。

非常有意思的是，酒精饮料作为一种“特殊毒品”在推进亚洲和墨西哥文化交流中扮演着正面角色。美国布拉德利大学奥雷娅·托克斯奎(áurea Toxqui)的《亚洲和墨西哥酒精文化交流:1565－1815》一文认为，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移民身上有其自身文化背景的痕迹，他们到达墨西哥后，虽有的人接受了本土的饮料，但也促进了混合饮料的生产，推动了亚洲和墨西哥的酒精文化交流。

四中国禁毒史研究

毋庸置疑，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禁烟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云南大学朱映占在《中国云南基督教和天主教传教士在禁烟运动中的角色》一文指出，基督教和天主教传教士不仅传播教义和发展信徒，也从事禁止鸦片种植和贸易等活动，是禁烟的倡导者。美国学者蕾切尔·埃里克森－芮(Rachel Erickson－Rui)的《温州鸦片避难所》一文则通过个案深入分析了传教士在温州鸦片庇护所中发挥的作用。民国时期地方政府的禁烟实践同样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西北师范大学尚季芳的《民国禁烟话语的政策缺陷:以甘肃省禁令为中心》一文以甘肃为例，通过对国民政府禁烟计划的剖析，认为分期禁绝政策的实施，虽暂时维持了甘肃省的财政来源，但也为不法之徒提供了犯罪空间。在《南京国民政府早期江苏省的鸦片和毒品扩散》一文中，嘉兴学院的陈涛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早期鸦片和毒品政策，试图探讨南京国民政府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困难。

新中国建国初期开展的轰轰烈烈的禁毒斗争，仅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就禁绝了危害中国百余年的烟毒。兰州商学院胡金野、齐磊、钱亚明的论文《中国模式:新中国政府禁烟政策，1949－1961》，专门研究了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模式”的禁毒运动。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伴随，毒品问题也沉疴泛起，北京大学医学部王玥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禁毒的历史回顾》一文中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毒品管制的历史，指出目前中国的禁毒政策仍缺乏从根本上解决毒品问题的针对性措施。在《吸毒社会危害的祛魅》中，西北政法大学的褚宸舸专门分析了我国当前在吸毒刑事定罪方面面临的内在理论困境。

此次会议从不同角度分不同主题对亚洲的毒品和酒精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探讨。毒品问题无疑是当代社会最为突出的国际性社会问题之一，其危害愈来愈大，波及面也愈来愈广，禁毒之路可谓雄关漫道，但我们相信只要世界各国积极合作、各国人民广泛参与，就一定能有效遏制毒魔，创造一个和谐美好的无毒世界!

(责任编辑:于 行)

转引自《史林》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