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中世纪

勒高夫的巨大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法国史学研究趋势的规划及其强大的号召力。在20世纪60年代末，他就发起了一些团队合作的研究项目，特别聚焦于中世纪法国的托钵修会与城市发展，从一个新颖的角度来考察宗教发展和中世纪欧洲城市演变的历史。1978年，勒高夫联合雅克·雷维尔以及夏蒂埃等共同主编了一本《新史学》，以长词条的形式对当时学术界的重要潮流和人物进行概括性介绍。与此同时，他们也曾邀请大量学者共同参与编写《研究历史》。这些活动以团队合作的方式，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学者以及他们的学生，在很大程度上搭建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法国中古史研究的风格和研究路径。与此同时，他也特别善于借助媒体传播。1968年对于法国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那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打着革新的旗号，整个社会秩序陷入一种混乱中，在一系列敏感问题上的辩论和立法活动，更直接造成了社会价值观的公开撕裂。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勒高夫在电视广播节目《法国文化》中担任嘉宾，成为“周一历史”的主持人。

在研究方法上，勒高夫特别善于总结观点和提炼概念，且在学术表达的手法上非常生动。比如，勒高夫最为大众所知的学术观念就是“长中世纪”。他认为，欧洲中世纪并没有随着地理大发现而结束，而是一直延续到18世纪，甚至延续到19世纪初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才最终终结了。勒高夫坦言，“我相信存在过从2世纪延续到19世纪的绵长的中世纪，之后我们才进入近代”。在他的描绘中，“玫瑰红”和“暗黑”的中世纪都并非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于历史的研究既要深入到细节当中，同时也要特别关注在聚光灯光圈之外的世界。

在《我们必须为历史分期吗？》这部勒高夫最后的作品中，他清晰地勾勒了“文艺复兴”这个概念在米什莱的手中成为用于描述历史时期的专名词，并经由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而得到巩固的过程。在整个20世纪的学术史中，关于“文艺复兴”的诸多解读，实际上成为中世纪究竟在何时结束的重要线索。同时，从19世纪以来学者们对“文艺复兴”的多重解读，包括加洛林文艺复兴、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等，也是理解中世纪文明对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的论辩舞台。勒高夫始终认为，人们所推崇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并非一个断裂性的新时代，它只是“漫长中世纪的最后一次重生”。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政治乃至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来看，至少到16世纪，甚至18世纪中叶之前，我们都无法说欧洲出现了一个与中世纪截然不同的新时代。尽管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造成了传统的基督教世界的分裂，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基督教对欧洲思想世界的主导地位直到启蒙运动及法国大革命后才被打破，也正是这场暴力革命及其后续发展，才使欧洲中古时代的君主制度和王朝秩序出现了根本性的裂变。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对中世纪封建经济的最终胜利，也发生在18世纪后期。中世纪时期所形成的一整套宇宙论、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只有在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暴烈冲击下，才使中世纪体系的社会运作框架彻底走向瓦解。中世纪的许多独特要素借由一次次各有侧重、规模各异的重生一直存在着，并渗透于今天西方世界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平心而论，勒高夫的研究从资料上来说并没有多少原创性，他更为有力的武器是他审视历史的视野。在他重新审视空间和时间，并借由这个维度为理解“真实的”和“想象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中世纪的空间包括森林、田野、花园、领地和城市等等，人们在这些地方劳作，并遵循各种社会准则，而这些空间的形象及其衍生的形象也成为带有威力的象征符号，代表着恐惧和欲望、传奇和梦想。与此同时，他也关注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内多种多样的时间，有时钟本身的“客观时间”，有教会的礼仪年历和礼拜时间，农村和城市有不同的劳作时间，大学中则结合了教会历法和城市时间形成了“学年”。他进一步指出，在中世纪时期的空间和时间结构看似永恒却又带着脆弱性，常常会在原有的状态之上进行变更和叠加。寥寥数笔就能把一个复杂的问题清晰地表达出来，这确实是勒高夫的高明之处。

同时，勒高夫还特别愿意借鉴人类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使作为传统人文学科的历史学更为社会科学化。他曾运用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方法分析12世纪的亚瑟王系列骑士传奇，并剖析传奇文学与当时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他认为，那个时代的骑士阶层对城市抱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将城市视为一个猎物，对城市中的财富和堡垒都垂涎欲滴。第二种则是将城市理想化，并希望城市能够接纳骑士阶层，体现了骑士阶层的衰败感。第三种则对城市抱有一种敌视的态度，认为城市是唯利是图者聚集的地狱，与高贵的骑士阶层格格不入。在许多方面，勒高夫的分析并不深入，甚至还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他仍然非常乐于尝试以新的理论方法对常见的文献进行新解读，使他的研究常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