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历史与时间的历史

从费弗尔以降的20世纪法国史学界特别强调将人作为历史书写的中心，在这里，人的生活应该是有血有肉的，而不能只被当作某种统计手段的数字。特别是在心态史和想象史学领域，勒高夫独特的视角为其研究赋予了极强的穿透力。在布洛赫或者费弗尔那里，这里所谓的“人”并非个体，而是人类社会这个有组织的群体。但勒高夫对于人的理解明显更近似于19世纪的法国史学家儒勒·米什莱。米什莱倡导“活着的历史”，曾以诗性的语言宣告“我们不仅要去讨论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更要谈论那些曾经活过的人”。勒高夫特别强调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认为历史学若不与社会科学对话便无法写成，甚至一度认为历史学最终可能被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所融合，形成一种新的学科。但在历史书写中，他还是不可遏制地要摆脱那种技术化、数字化、框架化的牢笼。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勒高夫作品中，传记和类传记作品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他的材料范围较之于传统的制度史和人物传记研究得到了大大的扩充，特别是纳入了奇迹、圣徒传和文学想象等要素。这些材料使历史书写变得更加生动，也使历史阐释变得更加复杂。

这种“拉扯感”在《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事实上，这部作品是四篇论文的整合，分别讨论了方济各所处的时代背景、方济各本人的生平、方济各及其门徒所使用的社会阶层话语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文化模式。在以一个著名圣徒为中心的研究中，勒高夫试图通过一个具体人物来折射12世纪到13世纪意大利地区乃至整个西欧的社会状况。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将“方济各作为一个总体史的研究对象，因为无论在历史还是人性方面，无论对过去还是当下而言，方济各都是一个榜样性人物”。勒高夫强调方济各由内而外的“撕裂感”。作为那个时代教会生活的革新者，方济各并未完全脱离自身时代的传统，他的巨大成功也表明他所倡导的规范事实上回应了许多同时代人的期待。13世纪方济各传记的作者在描绘社会各个阶层中所使用的词汇，事实上成为了这个团体用来改变社会的手段，并借由迅速发展的组织对西欧13世纪的文化模式产生了极大影响。

为人们带来源于历史的救赎与希望

勒高夫对传记写作的思考和实践在其鸿篇巨著《圣路易》中有着更为全面的展现。由于“年鉴学派”对传记写作的看轻，法国20世纪中期最好的传记往往出自作家或小说家之手，直到1984年，乔治·杜比的《元帅纪尧姆》开始复兴中世纪历史人物的传记写作。尤其是对于大众而言，他们更愿意看到那些在历史聚光灯下的明星人物跌宕起伏的故事，对大众需求极为关注的勒高夫自然也明确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圣路易》中，勒高夫先是以核心史料为基础，按照传统的传记结构书写了圣路易的一生。而在第二部分，勒高夫则利用不同来源的文献，特别是同时代人的记录、回忆乃至神化式的想象，对第一部分中的圣路易形象进行解构。在第三部分中，勒高夫则从时间、言行举止、国王的职能以及言行举止等方面重新考察圣路易的不同侧面，来描绘这个“独一无二的理想国王”。然而，我们也得承认，在很多方面，勒高夫的作品并未完全能够契合他所宣扬的那种目标。尤其是结构的层叠使人们期待中的生动性与趣味性大打折扣，勒高夫试图以圣路易为中心来勾勒13世纪的欧洲历史，却也常常在许多背景问题、枝节问题上长篇大论。值得注意的是，勒高夫曾说为了这部作品，他自己准备了十五年的时间，而最终这些极具实验性和挑战性的尝试是由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所完成的。

因此，勒高夫的成功也要归功于他漫长而稳定的学术生涯，从1948年发表首篇论文开始，勒高夫一直到2010年仍在不断输出，90年的生命中持续学术产出的时间超过六十年。每隔一段时期，勒高夫也都会奉献出一部质量上乘且引发重大讨论的作品，也使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兴趣始终在学术界保持着热度。无论是“长中世纪”的提出，还是想象史与新政治史的开拓，都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此后十余年的研究风气，甚至大众对中世纪时期的印象也深受勒高夫的影响。这与勒高夫对于时代的精准把握息息相关，他总能在大众的历史热潮流中发现当下的诉求。正如19世纪工业革命的巨大冲击引发了中世纪历史研究的热潮，在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纠葛下，人对自我价值的追寻常常都将目光投射到自己社会的过去。换句话说，“复古”时尚源于工业社会中迷茫民众的怀旧，在历史行程加速的时候，更容易激发起大众对历史和考古的兴趣，甚至对“祖宗家法/遗产”的尊崇。正如彭小瑜教授所说，勒高夫相信“中世纪的文化传统所培育的良善品德，是对冷漠的现代商业社会的批评和修正”。

勒高夫在晚年曾说，自己平生最为满意的三本书分别是《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中世纪文明》以及《炼狱的诞生》。在他看来，《中世纪的知识分子》聚焦于一个问题，从“知识分子”的概念、演变及其在中世纪的呈现展开论述，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阿伯拉尔毋庸置疑地成为了12世纪知识分子的代表，并且是一个作为“个人”而存在的知识分子。他的一切活动，无论是在逻辑辩证法上的探索还是在伦理道德上的反省，都是在力图澄清人的理性和神的启示之间的关系。勒高夫对这部作品非常自信，甚至在出版27年后的再版后记中表明“本书所述关于中世纪学校和大学世界的见解，在根本要点上丝毫没有过时，相反，在我看来，这部作品的中心观点从1957年以来一直不断地在得到证实和充实。”第二部作品则是《中世纪文明》。作为一部概况性的著作，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仿照布洛赫的《封建社会》所作，从一个较长的时段对微观问题和宏观问题进行整体考察，将综合的手法与具体的问题从比较视野中加以阐述。这也是壮年时期勒高夫对中世纪历史的整体性反思。第三部作品则是《炼狱的诞生》，勒高夫尝试用这个重要宗教观念的诞生来对应当时社会状况变化与对彼岸世界想象的对应关系。炼狱经过了大约十个世纪的时间，逐渐从一个极为模糊的边缘性概念，成为具有空间和时间实体的存在，甚至通过“旅行”这个行为创造出最为丰富的空间与时间存在。这里的旅行既指代人的真实旅程，更指向想象中在另一个世界的旅行。在中世纪的朝圣者们看来，那些受到尊崇的圣人们也在经历一场光荣胜利的旅行，从尘世走向天国。他们的灵魂在天国为众生祈祷，而在教堂圣地中的骨骸则以不可见的力量治愈身体的病痛，疗愈灵魂的创伤。这些似真似幻、梦幻泡影般的联系沟通着天国、人间和炼狱，塑造了天主教世界崭新的宇宙观。

勒高夫在英文学界同样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在同时代的法国中世纪史学者中，勒高夫的国际影响力堪称一时无两，特别是在他几乎从不使用法文之外的语言进行学术写作的情况下。勒高夫的大部分作品都在法文本出版后不久，便出版了质量上乘的英文译本。在1997年，英国中世纪史学者米瑞·鲁宾主编的《雅克·勒高夫的作品与中世纪历史的挑战》汇集了多位英语学界知名学者的论文，许多人都提到了在阅读勒高夫时所带来的震撼与冲击。美国学者威廉·切斯特·乔丹曾回忆说，他曾经与希尔达·萨巴托在巴黎散步，途经当时勒高夫所居住的地方，而萨巴托看到勒高夫住所所在的大楼时，内心萌生了一种震撼之感，如同被庞大神龛的阴影所笼罩。

在诸多人文学科当中，历史学者常常以客观公正冷静自诩，他们要严格地根据史料所呈现的样貌，在有明确边界的范围内进行研究与创造。但是，情感是学者进行书写的巨大推动力，历史学者对历史的理解和诠释不仅无法脱离于他对现实生活的感受，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讲，他们对历史的建构、分析乃至褒贬，都折射着他们对现实生活和现代社会的反思乃至批判。勒高夫坦承，他心目中的中世纪来自自我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长期思考。正如勒高夫在1991年获得法兰西全国科学研究中心金奖的答谢词中所说，在历史加速演进呈现出诸多形式的危机时，历史学家的责任在于协助剧变中的社会能够平安分娩，且在经历了沉重与痛苦的过去之后，历史学一定能够帮助这个遭逢剧变的社会和被裹挟其中的个人带来慰藉以缓解这种疼痛的烈度。对无穷远方和无数人们的关怀，或许正是勒高夫历史作品最大的魅力所在。

转载自：新京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