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德国史学在世界历史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也因此固守传统很难有所改变。20世纪50年代，走出战争阴影的德国百废待兴，历史学研究也有了新的起点。德国近代史学家们逐步接受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结构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德国传统史学引入了新的元素。20世纪60年代末，以创新改革为宗旨创建的比勒菲尔德大学为历史学的创新打造了一个平台，以韦勒和科卡为首的近代史历史学家们在创建历史学系的过程中注重以结构史学的方法论解析社会演进，跨学科地分析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推进，以研究“整体的历史”为宗旨，形成了以德国社会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比勒菲尔德学派。

【关键词】德国；结构史学；比勒菲尔德学派；社会史

20世纪中期之前，德国历史学界一直遵循兰克史学以事件为导向的叙事型的研究范式，把政治看作当权者追求国家利益的行为，几乎不考虑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与作用，排斥新史学，长期以来使之边缘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批德国学者在外学成归来，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内新生代学者的成长，增强了与英语国家和法语国家历史学界的交往，打开了德国史学界对外交流的大门，德国史学界由此形成一股新生力量，为历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因素。20世纪60年代末，以大学改革为目的创建的比勒菲尔德大学为历史学的新生力量搭建了一个平台，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社会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比勒菲尔德学派，冲破了传统史学的藩篱。

一、德国史学传统中的新因素

19世纪下半叶，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把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倡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引入历史学领域，创立了重要的史学流派，即以制度史学为主体的历史主义，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实证主义史学。长期以来，兰克学派在德国历史学领域长期处于引领地位。兰克学派注重档案资料以及史料的考据，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还原”政治事件或者外交事件发生的过程上，提出历史研究“专业性的原则”（Prinzip der Fachlichkeit）。兰克史学通常把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收集史料、批判考据以及还原历史事件的书写。兰克以此为德国史学赋予了严格的考据史料和“原本是怎样发生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两个重要因素。兰克史学之所以在德国能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与历史学家的出身和经历不无关系。汤普逊曾对英、德两国的历史学家进行比较，认为德国的历史学教授都是精心选拔的精英学者，他们通常与官僚政府接触得比较多，但与普通大众接触得很少，所以，他们对制度的关注比较多，而且注重概括、理论归纳和历史哲学方面的论证；而英国的学者大多出身中等阶层，他们更关注社会以及大众的实际生活，所以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更多的是社会和个人。这一论点似乎颇有道理。

兰克提出的史学方法论虽然在那个时代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也不是没有受到质疑。比他稍晚些时候的莱比锡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针对兰克的历史主义提出了“文化史”概念。他的文化史不是包括艺术、文学和音乐在内的狭义的文化史，而是包涵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科学、宗教、伦理乃至语言等方方面面内容的广义的文化史。这种文化史概念与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和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提出的文化哲学的概念有着相通之处。文化定义为广义的，是认为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宗教伦理都是产生文化的必要条件，文化的发展是在一定的地区内，有着特定的历史条件。兰普雷希特提出，应该采用社会学通用的结构方法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多个视角考察历史事件，他所说的文化史是把物质和精神合为一体的文化史，他在撰写其著名的多卷本著作《中世纪德意志的经济生活：以史料为基础对低地地区物质文化的研究》时就采用了这一研究方法。英国学者古奇称赞兰普雷希特的著作是一部“稀有的智慧力和创造力的作品”；但他又认为，兰普雷希特因为在政治史和宗教史方面有很多的不足之处，这部多卷本著作“对经济因素的坚持，它关于有规律的心理转变的理论，以及它对艺术和文化的强调，都有助于扩大历史的概念，但由于存在严重的错误，所以不能将它归入一流作品之列”。或许是因为兰普雷希特在这方面的不足，他的方法论受到兰克学生们的猛烈抨击，并因此在德国历史学界进行了一场持续约二十五年的“兰普雷希特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兰克的学生们占据上风。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本性蕴藏在其自身的历史中，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说明国家和民族的起源，因此，他们研究历史就是要回溯到古代和中世纪，而回溯历史的依据就是原始的档案资料，只注重文化史的研究会走上历史学研究的歧途。“兰普雷希特辩论”没有动摇兰克史学在德国历史学界的主导地位，他的文化史也没有被德国历史学界广为接受，其原因一是因为兰克学派的影响深远，而且兰克的门徒几乎占据了德国各大学历史学科各个领域的半壁江山；二是因为文化史本身存在不足。但是，兰普雷希特在文化史研究上借鉴结构主义的要素则为传统的德国史学注入了新的要素。

结构主义是19世纪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叙尔在综合研究语言、文化和社会时创立的一种分析方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在社会学的研究中也采用了这种分析方法。兰普雷希特提出的文化史的概念和内涵与韦伯的社会学理论有相通之处，而且对法国历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20年代，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历史学家们提出，历史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政治制度史，还应从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心态等各个方面对某个历史阶段进行全面的考察，他们以其创办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为名开创了年鉴学派。1949年，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出版《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兰普雷希特的“文化史”观点，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结构史学”（Struckturgeschichte）的概念。以年鉴学派为先锋的新史学冲破传统历史学研究的藩篱，开阔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

20世纪50年代，从二战阴影中走出来的德国历史学研究开始显现出新的生机，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以弗莱堡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戈尔德·特伦巴赫（Gerd Tellenbach）为首的弗莱堡学派。弗莱堡学派研究的重点在中世纪史方面，他们承袭了兰克史学的传统，关注的重点也依然是制度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探究德意志王国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发展轨迹以及政教关系对中世纪历史的影响；二是中世纪政权思想和教权思想发展的脉络；三是自然法、习惯法、罗马法和教会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制度发展产生的影响。弗莱堡学派最大的亮点是，他们虽然依然秉持兰克史学传统，但也把这个时期盛行的结构史学的方法论运用到制度史研究中，因为结构史学的方法论强调的是整体以及在这个整体中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抑或可以这样说，结构史学的方法更适合于研究政教关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能更合理、更深刻地揭示历史的必然。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起，德国中世纪史家们逐步地在制度史、城市史以及庄园经济等方面采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但是占主流的学院派依然排斥诸如心态史学、计量史学等新史学，对社会史方面的研究也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