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德国的新社会史

如同年鉴学派是法国社会史的代名词，比勒菲尔德学派也成为德国社会史的代名词。比勒菲尔德学派的核心人物是汉斯-乌尔里希·韦勒，他被公认为是德国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德国历史学家。韦勒曾在科隆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这无疑为他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在科隆大学开始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生涯。1969年，韦勒受邀参与建设比勒菲尔德大学历史系，此后他在此任教一直到1996年退休。与此同时，他还兼任柏林自由大学美国史教授，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以及瑞士伯尔尼大学的教授，可见他的学术影响之广泛。

德国历史学界，对社会史的研究并不是从比勒菲尔德学派开始的，20世纪初期兰普雷希特的文化史、20世纪50年代以后受年鉴学派影响的结构史，都注重对社会史的研究。但是，给这一研究领域冠以“社会史”，或者“新社会史”的是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可以这样说，比勒菲尔德大学历史系的建立为一直被德国传统史学边缘化的社会史创立了一个研究的平台，《历史与社会》创刊则是这个平台上不可或缺的“喉舌”。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比勒菲尔德学派，韦勒教学和研究的重点是19世纪以来的德国近现代历史，因此，比勒菲尔德学派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德国近代史。对德国近代史的研究必然无法回避“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核心观点是，19世纪的德国经济实现了工业化，但是在政治上却没有走上自由社会和确立国家宪法的政治制度道路，因此，这就在农业和工业之间、在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造成了内部的一些紧张关系，从这些紧张关系中演变出“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er Sozialismus）,并最终走向了极端的“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即纳粹主义。长期以来，德国近代史学界一直热衷于“特殊道路”的讨论，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有关普鲁士军国主义、德意志帝国专制主义、魏玛共和国等方面的研究似乎都离不开“德意志特殊道路”的问题。在早期的相关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依然遵循传统史学的方法，从政治角度讨论“德意志特殊道路”，把“特殊道路”的起点定在了19世纪普鲁士军国主义集权专制形成之初，因为普鲁士在政治制度方面与英法君主立宪的政体制度有着很大的差异，这是其走上军国主义专制的“特殊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韦勒对近代史的阐释也绕不开“特殊道路”问题。1966年，韦勒出版《德国现代社会史》一书，他在研究中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跨学科的研究，其二是比较研究，由此提出了自己的论点。他认为，从普鲁士占主导的德意志帝国到魏玛共和国结束这一历史阶段，帝国存在着“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对立关系”，正是这种对立关系才使德国没有走上英国和法国的现代化之路，而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了结构上的“缺陷”，从而走向纳粹主义。韦勒在研究中忽略了兰克历史主义只注重大政治事件的方法论，也不强调“它是怎样发生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他批评传统史学忽略了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意义，只注重对历史事件的考察，只强调个人在历史中的重要性；他强调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结构的演变和相互作用起到的重要作用。他在历史研究中采用了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借鉴法国年鉴学派和兰普雷希特的史学思想，注重对社会结构的研究和分析。德国史学界普遍认为，从这本著作开始，德国的结构史学和“新文化史”都被归于社会史的研究领域，抑或又可以这样说，德国的社会史是从结构史学衍生而来。

韦勒的史学思想强调结构和历史发展的过程，不注重个人的决定因素，他的史观和史学方法在1973年出版的《德意志皇帝的帝国1871—1918年》中完全地体现出来。他虽然在研究中拒绝传统的政治史观及其方法，但延续了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结构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对此有所发展。他批评德国传统史学对历史的观察只注重政治事件，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主要源自于事件和个体的人，而是社会结构的现象相互作用和演变的结果。他从社会结构的视角诠释政治事件发生的原因，因而采用了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心理学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对“整体历史”进行跨学科的探究。韦勒以此为宗旨创立了比勒菲尔德学派的研究范式，在德国年轻学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德国历史研究领域的视角更加扩大，不仅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领域有所扩大，而且增加了很多新的研究领域，如日常生活史、农业史、计量史学、城市史、科技史、心态史，等等。

比勒菲尔德学派的形成以及他们提出的史学观念和方法论，遭到德国传统史学以及新文化史学流派（Neue Kulturgeschichte）的批判，尤其是慕尼黑大学知名近代史教授托马斯·尼佩代针对其忽略制度史的史观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批判者和被批判者之间虽然有着激烈的争论和批判，但同时也互有取舍。尼佩代在他的研究中吸收了比勒菲尔德学派的某些要素，如他于1983年出版的“1800—1918年的德国历史”系列著作的第一部《市民世界与强大的国家》。此著作的体例依然遵循德国传统史学的范式，全面涵盖了1800—1866年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结束、普鲁士的改革、莱茵联邦等颇有影响力的宏大政治事件，但也涉及社会经济以及普通人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这部著作明显受到比勒菲尔德学派的某些影响。时隔七年后，尼佩代出版了“1800—1918年的德国历史”系列的第二部《工作世界与市民精神》。这一部论述的是人口发展、家庭和日常生活的状况，对农业、手工业和贸易进行了详细研究，其中还包括对外贸易、社会经济活动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内容，并且还有基督教和犹太教等关于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内容。这已经是一部社会史内容的著作了。他1992年出版的第三部《民主之前的强权国家》主要叙述的是实现了德意志帝国统一后的俾斯麦政权在军事、立法、外交以及针对犹太人等一系列的政策。尼佩代的这三部德国近代史著作在德国史学界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是典范性的系列著作。德国制度史学知名教授、柏林大学的洛塔尔·加尔在推介这套著作时，称其是有着“宏大风格的历史编纂”。比勒菲尔德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同样也给予这套著作很高评价，如维尔纳·孔泽在有关社会经济史的期刊上详细介绍了这套著作，称其为“精心书写的历史叙事”；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则评价这是一套综合历史的杰作。

比勒菲尔德学派并没有回击批评者，而是相应地接受了某些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起，《历史与社会》期刊上的专题内容也有了变化，不仅又接受兰普雷希特有关“文化史”的概念，有了文化史方面的专题，还增加了有关制度史和政治史方面的论文。有了传统史学的某些印记，也就一定绕不开“德意志特殊道路”这一至今依然很热门的论题，但是，比勒菲尔德学派仍是以社会结构变化为视角，诠释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理论和模式，从而进一步阐释制度的演变。

1973年，韦勒完成《德意志帝国：1871—1918年》一书，他在书中再次较为全面地阐释了德意志之所以走上特殊道路的原因，在于传统保守的政治制度和迅速发展的工业化之间的冲突，保守的传统精英与迅速发展的工业化产生出来的变革力量之间的冲突，造成了社会基本结构上的缺陷。1987年，韦勒完成了《德国社会史》的第一卷，二十余年后的2008年完成了这部巨作的第五卷，包含了从1700年到1990年的二百余年的时空。韦勒在《德国社会史》中对其上述观点进行了详尽诠释，它在体例上按照传统的以年代顺序的方式进行叙述，但遵循的是“整体历史”的史观。韦勒在第一卷的导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现代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所以它试图尽可能地把握那些基本的进程，它们通常对处于国家政治范围内的大制度的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到目前也一直施加着影响。”他认为，原则上来说社会是由经济、政权和文化这三个相互渗透和互相制约的方面构成的；或者说，人类的世界是通过“劳动、政权和语言”组建起来的，所以在分析历史事实时要看综合的关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要探究政权对经济和文化、经济对政权和文化、文化对政权和经济是以怎样的一种辩证的关系相互制约和影响的。韦勒注重解析传统要素与当时社会中出现的新的要素之间的碰撞和相互影响，他采用结构史学的方法，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进行了跨学科和比较史学的研究。以第一卷的内容为例，韦勒首先回顾了18世纪以来德意志的历史状况，详细解析了18世纪每个社会阶层层级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勾勒出社会的不平等结构，进而论述德意志邦国统治的结构性状况，以及文化在社会政治方面的结构性状况。此外，韦勒还在这一卷中分析了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对德国社会的影响，德国不平等结构的社会对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做出的不同反应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改革，以此来解答“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命题。可以说，《德国社会史》综合性地分析了政治统治的结构、经济结构的发展以及社会的不平等结构，论述了18世纪德意志的“整体历史”。这部五卷本的《德国社会史》被公认是社会史研究的经典著作，是一部“巨著”（opus magnum）。韦勒在这部著作中没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没有强调“它是怎样发生的”，但是加大了批判的维度，着重分析了这些结构性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对政治统治产生的影响。可见，韦勒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传统史学流派对其忽略制度史研究的批评。韦勒的新社会史与传统史学找到了共同的契合点。

2010年，德累斯顿大学的汉娜·阿伦特集权主义研究所研究员贝蒂娜·席策尔和比勒菲尔德大学的托马斯·维尔斯托科普共同主编论文集《比勒菲尔德社会史学》。他们在前言中对比勒菲尔德学派的形成及扩大做了较为全面的概述，论文集主要收录了席德、孔泽和韦勒等德国社会史研究领域先驱者们发表过的有关社会史理论和方法的相关论文。自此，德国社会史研究有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比勒菲尔德学派的学者在德国许多大学的历史系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其历史观和方法论不仅在近代史领域里成为一种范式，而且在他们的带动下也被推广到历史学研究的其他领域。德国的社会史研究开始于近代史领域，这是因为近代史的历史学家们最先吸收了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在其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对传统史学占据主要地位的中世纪史研究领域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史观和方法论被中世纪史的研究者们接受，扩大了其研究视角。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