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机缘起：欧陆领地之争与不列颠岛内矛盾叠加  

 

1297年8月，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在欧洲大陆北部筹划反法联盟，意图开辟北部战线以策应南部英军收复加斯科尼领地的行动。这时国内以赫里福德伯爵汉弗莱·博恩（HumphreyBohun）和诺福克伯爵罗杰·比戈德（RogerBigod）为首的英国贵族，拒绝应召服役及缴纳赋税，先是向财政署官员抗议，继而在北安普顿集结大量军事力量对抗王室，适逢英军在大陆及苏格兰双双遭遇溃败，金雀花王朝陷入统治危机。此即1297年危机。  

关于1297年危机爆发原因，学者们通常归结于金雀花王室遗留在欧洲大陆的加斯科尼领地之争，典型如英国学者丹顿（J.H.Denton）认为，爱德华一世的“愚勇政策”和刚愎自用，使得“1294年事件成为其统治时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莫里斯（M.Morris）、普雷斯特维齐（M.Prestwich）、伯特（C.Burt）等人的看法也大抵如此。1294年，法王腓力四世在三级会议支持下宣布收回加斯科尼公国，英法两国领地之争由此开始。对于领地之争，英国贵族和民众并不陌生，因为自诺曼王朝建立后，跨海而治的英国就面临着同法兰西的政治角逐，金雀花王室延续了这一传统。所以，英国臣民并不完全排斥爱德华国王以战争方式收复加斯科尼。可见，将危机简单归结于1294年领地之争是不合逻辑的，领地之争演变为1297年危机是需要条件的。遗憾的是，学者们对此语焉不详。实际上，在笔者看来，领地之争仅仅是矛盾冲突的源点之一，国内突发事件不断推波助澜，同领地之争交织呼应，共同引发了1297年危机。  

金雀花王室第一次为远征欧洲大陆的征税就引发了国内政局波动。1294年，爱德华国王虽然得到议会批准的1/10动产税充作军费，但这次征税依然引起国内民众不满，尤其是专门针对羊毛征收的重税被称为“邪恶税”（Maltote）。为缓和矛盾、取得国内贵族们支持，爱德华一世作出让步，决定“无限期中止”王室法庭进行的“权利开示令状”（QuoWarranto）调查。此外，还赦免囚徒、逃犯以补充加斯科尼军力之不足，甚至停止了代表王室巡视全国各地的综合巡回审判庭（thegeneraleyre）。因此，第一次远征加斯科尼及征税问题并未激化英国国内矛盾，不过领地纠纷始终是悬在英国人头上的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  

岛内突发事件打断了第一次加斯科尼远征。1294年8—9月，英吉利南部及海峡连续暴风骤雨，适逢英国国内威尔士人暴动，加斯科尼远征在1294年冬季变成镇压威尔士叛乱。据记载，直接军事支出即高达5.5万英镑，而当年英国王室收入仅5万英镑。窘迫的王室财政迫使爱德华一世再次召开议会征税。针对同一名目的第二次征税行为，明显恶化了英国贵族同王室关系。据研究，约有1/4与会贵族明确拒绝海外服役，并提出一个新的抗争理由，即封臣没有在海外为国王履行军役之义务。作为回应，爱德华一世强行扣押抗议贵族的财产，决意推进他的远征计划。这时法军多次袭击南部海岸，焚毁船只，劫掠沿岸城镇。1295年11月爱德华召开议会，渲染“英格兰王国安危受到威胁”“法兰西人即将入侵”……征税的必要性已昭然可见，教俗贵族及各地“拥有全部、充足权力”（fullandsufficentpowers）的骑士和市民代表400余人，在“王国紧急需要”迫切形势下，批准征收1/11税金作为远征加斯科尼军费，这就是著名的“模范议会”。  

可见，第二次远征引发的矛盾被爱德华一世成功化解。国王不仅得到了军费税收，也创造了英国王室与议会合作的典范，催生了1295年议会，后者被称为英国议会的真正发端。然而，第二次远征依然未能成行，远征税款改变用途。苏格兰王国的抗英斗争爆发，爱德华国王亲征讨伐，其军事支出是威尔士平叛费用的两倍以上，耗尽了英国人第二次筹集的军事费用，使得原本捉襟见肘的王室财政雪上加霜。在此背景下，不难想象，第三次筹集加斯科尼远征军费将在国内招致严重抵制和对抗之后果。1296年11月，爱德华一世在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小城贝里圣埃德蒙兹（BuryStEdmunds）召开议会，第三次商讨筹集征法军费，双方矛盾公开化了。教俗贵族们认为国王第三次以远征加斯科尼为名征税，简直就是“敲诈”。爱德华寄希望于教会方面能够解囊相助，但坎特伯雷大主教温切尔西（Winchelsey）以罗马教廷“禁令”（ClericisLaicos）为由明确拒绝，因为高级教士们对“永恒之王——上帝之惧甚于现世国王，对灵魂处境之危险，其忧虑甚于俗世之危险”，教宗禁令成为摆在英国教职人员面前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盛怒之下，爱德华于1297年1月宣布剥夺教会产业。中世纪教俗之争在不列颠以其特有方式呈现出来。  

1297年2月，爱德华一世在英格兰南部威尔特郡的小镇索尔兹伯雷重新召开议会。210年前“征服者”威廉曾在这里举行全国性集会，爱德华此举大概是想唤醒臣民心中尘封的敬畏情感，重新树立金雀花王室权威。但事与愿违，在索尔兹伯雷议会上，博恩与比戈德联合世俗贵族抵制爱德华国王的征税企图，大主教温切尔西代表的英格兰教会也站到了贵族们一边，教俗两界一致反对国王就远征加斯科尼第三次征税。协商无果，爱德华遂在夏季6、7月间重新在威斯敏斯特召开议会，并操控通过征收1/8动产税的议案。这大概是自大宪章以来最沉重的税负。据考察，动产税在“1216—1290年的74年间征收了7次，而1294—1297年的4年之内竟然征收了4次”，可见1290年代中期以来的税收强度之高，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只有“百年战争开始阶段堪与相比”。财政困境还使得爱德华国王频频向国外商人伸出借贷之手，意大利卢卡的里卡尔迪家族（theRiccardiofLucca）正是因此而破产；而连年战争又使得货币流往大陆，造成国内货币短缺。某种程度上，这些困境也构成了1297年政治危机的经济背景。因此，不列颠内部因素是英格兰13世纪90年代政治形势恶化的重要催化剂。矛盾丛生的威尔士叛乱、苏格兰王国抗英斗争客观上同海外领地之争遥相呼应，成为激化英国社会矛盾的又一推手，不断推升国内贵族和民众不满情绪，最终演化为1297年政治危机。  

此外，爱德华一世的王权理念也为1297年危机埋下了隐患。13世纪，尽管出现了对王权限制的大宪章，但关于“国王至上”的观念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因为王权虽然在“上帝和法律之下”，但却“在任何人之上”；大法学家布雷克顿（HenryBracton）就认为“国王在王国中没有同侪（peers）”“权力总会不受约束”，唯一的办法是“等待上帝复仇”。即便是研究西方中世纪政治思想、坚持“二元论”原则的卡莱尔（A.J.Carlyle）也宣称，“世界上存在两个伟大的权力……每一个都是至高的，每一个又都是服从的……世俗权力在其自身范围内也是独立的和至高的”。这样的政治观念在欧洲大陆被普遍接受。  

与此同时，关于亚瑟王的传奇在欧洲大陆广为流行。亚瑟王的功业及权力激起同时代人无尽想象与膜拜，英国人更是将其视为金雀花王室和贵族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而爱德华国王本人则自视为亚瑟王的化身或继承者。在十字军东征归来后，他的政治威望伴随着征服威尔士及仲裁苏格兰王位诉争而达到了历史顶点，成为13世纪下半叶欧洲最负盛誉的国王之一，潜意识里认为其生活在“权利不受限制”状态下。爱德华国王的声誉无疑为王权膨胀提供了社会舆论条件，当时人们将其比肩“所罗门王”“亚历山大大帝”“亚瑟王”，甚至认为他超越了后者。这种政治观念推动其不断突破王权的“外在边界”，打破“王权有限”原则，无疑对其统治行为及与臣民关系产生了有害影响。因此，不难发现，1297年危机是英国国内外多种矛盾和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