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贵族、议会与王室的权力博弈：确认大宪章及林区宪章  

 

1297年危机是爱德华一世即位以来所遭遇的最严重政治危机。北方苏格兰王国爆发了华莱士领导的反英大起义，并于9月11日在斯特灵桥战役中击败了瓦伦斯伯爵率领的英军，而欧洲大陆的英军在林肯伯爵统领下也接连受到法军重创。与此同时，9月21日，国内反对派贵族开始向王室施加压力，据称战马约有1500匹，还有不计其数的步兵在北安普顿集结。此时爱德华国王内外交困，陷于三面树敌之险境。某种程度上，1297年危机同1215年大危机具有相似性，都发生于内忧外患之际。不同的是，这次厄运降落到英国有史以来的明君——“亚瑟王”“查士丁尼”身上。虽然爱德华国王曾历经其父辈亨利三世时期的统治危机，像1258年的“七贵族联盟”向王室发难、西蒙等反对派贵族叛乱等一系列政治变故，但其本人却从未遇到过严重挑战，所以有学者认为1297年大危机是其“长期成功统治下的一次失败”。  

对于国内风云异动的政治局势，王室也试图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消弭危机。从8月下旬起，王室曾三次发出召集令，其中两次是要求170名骑士和56名贵族“全副武装协同王室议事会咨议”，彼时主要集结地点是罗彻斯特（Rochester），任务是保卫海岸地带；而9月5—16日之间发出的10次召集令，则全部要求集结于伦敦，给大主教、主教和比戈德、博恩等反对派贵族们的令状内容是“伦敦议事”（colloquiumatLondon），而给其他骑士及阿伦德尔伯爵等人的指令则是提前达到伦敦，“全副武装协助王室议事会”。不难发现，王室对反对派作了“胡萝卜加大棒”的两手准备。  

1297年9月11日之后，英国王室应对危机措施显著升级。9月15日，摄政府在经过一系列紧急商议后发布召集令，要求各郡选举骑士代表集会伦敦，显然是应北方苏格兰问题之需准备召集议会征税；16日则连发5道召集令，可见当时形势之紧张程度，第一是指示北安普顿郡长及16城镇市长“防止集会”发生，明显是针对贵族反对派们的；同时指令27个城堡“加强戍卫”和29个郡的军事专员（commissioner）“预备好为王室服役的骑士，赶赴伦敦”，第四道指令则是要求康沃尔伯爵埃德蒙等人务必于“10月6日带领麾下全副武装抵达伦敦”，这一天也是各郡骑士议员代表抵达伦敦的日期。大概是担忧无法控制伦敦局面，王室在9月16日下了第五道召集令，额外补充要求“29名贵族带着马匹和武装10月6日抵达伦敦”。一连串的召集令表明了王室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摄政府的担忧不无道理，以比戈德和博恩为首的反对派贵族不顾王室禁令，于9月21日举行了武装集会，集结于北安普顿的骑兵数量高达1500人以上。这是一支足以威慑乃至推翻摄政府的军事力量。  

在英格兰教会人士斡旋下，以爱德华王子（时年13岁）为代表的摄政府决定“妥协”，同意反对派贵族提出的权利诉求。1297年10月6日，王室召开全国性议会，以“谈判”方式调整国内政治矛盾与利益冲突。爱德华王子预先承诺国王愿意赦免那些拒绝海外服役的反对派贵族等，摄政府宣布废除1/8税及遭人痛恨的羊毛“恶税”。10月10日，爱德华王子签署、确认了“大宪章”和“林区宪章”（thecharteroftheforest）。议会决议第一时间被送到海峡对面，呈请国王批准。不过，直到1297年11月5日，爱德华一世才在大陆的根特亲署上述文件，足见国王的犹豫与无奈，表明他并不情愿与反对派妥协。所以，有学者认为爱德华国王不在国内恰恰有利于矛盾化解。初次较量以反对派贵族占据上风而暂时结束，这依然是一种典型的“大宪章式的”斗争模式。  

与以往不同的是，1297年的反对派贵族并不满足于宪章的确认，他们还提出了一份“附加条款”，主要内容如下：  

爱德华国王批准亨利三世时期制定的“大宪章”和“林区宪章”，王国内所有法官、郡长、市长及其他官吏一体遵守；任何审判如与宪章相抵触则视为无效，上述宪章每年在教堂信众前宣读2次，对违反者处以绝罚，并将处罚结果每年告知民众2次；王室承诺此次征税不会成先例，再次强调征税的“公议许可”原则，最后废除最遭人痛恨的“苛捐恶税”（maltote，税率为40先令/袋羊毛）等。  

在这份附加条款中，教俗贵族们再次强调通常周知的“公议许可”原则，以及对违反宪章者的具体处罚方式——绝罚与公示；此外，贵族们还频繁提及“林区宪章”，额外强调对王室森林区边界的确认。这实际上是中世纪伐木垦荒运动造成林地纠纷的一个表现。限制、乃至缩小王室森林区规模已成为英国社会各界的一致诉求。  

1297年危机的独特性在于，它不仅揭示出英国王权与贵族、民众之间传统矛盾在延续，而且第一次展示了反对派势力开始借助新的组织形式——议会同王室进行斗争。当然，此时的“王权有限”与“王在法下”原则屡屡遭到王权的蔑视与践踏，冲突与对抗贯穿议会早期政治活动，但是宪政的思想开始生根发芽。对此，中世纪史家玛丽·贝特森（MaryBateson）看得很清楚，她认为1297年的对抗实质上是“新旧思想观念的冲突”，英国“纯粹”的封建主义正在“退潮”。鉴于臣民们的强烈反对，爱德华一世遂采用外交手段解决领地争端。1298年1月，在罗马教宗卜尼法斯八世调停下，法方同意爱德华一世以双重联姻方式重新领有加斯科尼领地，领地纠纷问题初步解决。这一偏袒英国人的做法为日后教廷同法王交恶埋下伏笔。1298年7月，爱德华一世第二次亲征苏格兰，在福尔柯克战役击溃华莱士军队，北方危机也得以解除。至此，1297年危机告一段落，但并未真正结束。  

1299年2月威斯敏斯特议会召开，贵族们要求爱德华国王“兑现1297年的承诺”，即确认宪章、重新勘定王室森林边界，而国王关注的重点则是具体接管加斯科尼领地的时间、方式及相关问题的处置。会议一度中断，诺福克伯爵比戈德再次率领一支千人骑兵队出现在伦敦，双方关系再度陷入紧张状态。看来英格兰贵族们已将武装反抗国王视为一种合法权利，大宪章的精神开始在他们思想深处生根，并不止一次地指导其政治实践。那种认为大宪章自签署后就默默无闻、甚至不为人知的看法，显然偏离了历史实际。  

对于议会成员的权利诉求，爱德华一世采取了敷衍搪塞做法。虽然承诺确认宪章、着手推进王室森林边界勘测，但随后颁布的《罚金征缴法》（DeFinibusLevatis）证明了国王不愿返还扩张所得的林区土地。因为这意味着王室要削减大量林区土地，所以王室官吏在为林区勘界时行动迟疑、进展缓慢，不难看出爱德华一世的真实意图。早在13世纪上半叶，林区收入已是王室财政一个重要来源，也给贵族和民众带来大量收益，典型如迪恩林区的冶铁业、汉普郡新森林里的木炭烧制等行业。因此，确认“林区宪章”已经成为继大宪章之后贵族们最关注的一项权利，林区权益也成为王室和议会一个新的博弈点，甚至成为验证国王是否“信守承诺”的“试金石”。显然，在第二回合的博弈中，议会仅取得名义上的胜利，并未获得宪章的正式确认与林区重新勘界的实际利益。  

在英格兰王室同议会斗争的政治天平上，苏格兰王国再次充当了重要砝码。1299年秋，苏格兰抗英斗争再次爆发，爱德华一世第三次踏上征讨苏格兰的征途。当国王抵达约克后发现，贵族们几乎没有派出骑士应召，原定征募的1.6万步兵也仅有0.25万人就位，不足计划兵源的1/6，而当这支仅数千人的队伍向北进发时，还不断有人开小差。显然，敌视或对抗王室的情绪已弥漫于全国各地各阶层，“似乎已经使得整个封建军事体制陷入瘫痪境地”，王室官吏只有“强行扣押男爵和骑士们的财产”，才能迫使他们“缴纳免役捐”。即便如此，很多情况下还会存在拖延现象。创作于13世纪末的传奇文学《丹麦人哈弗洛克》（HaveloktheDane）就暗喻了下层民众遭受的危机压力及其对一个贤明君主的期待。)  

1299年危机不是一场独立的危机，而是1297年危机的延续。由于爱德华国王1297年的“承诺”仅仅停留在一纸文书层面，贵族、民众及共同体的权利诉求没有得到满足确认，消极应召显然是另一种形式的不满与抗议。爱德华国王被迫调整其统治方式。1300年3月28日，爱德华一世在威斯敏斯特召开“四旬斋”议会，再次郑重确认“大宪章”和“林区宪章”。这是爱德华国王第二次确认两宪章，距离1297年第一次确认时隔仅两年4个月。频繁确认宪章以换取王国臣民支持的行为，无疑证明英格兰王室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压力。与此一同通过的还有附加条款，已由最初的7款增至20条款，“在郡法庭全体民众前每年宣读4次”，授权每郡选举三名常驻正直骑士，对违反宪章造成民怨的犯禁者处以“罚金、监禁”直至“逐出教会”的绝罚。当然，最重要的是，王室让步不再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同年夏季，王室森林区勘界工作全面启动，着手退还部分林地、草场，压缩王室林区面积。  

1301年2月14日，爱德华一世在林肯召开议会，正式确认森林区勘界结果，第三次确认“大宪章”和“林区宪章”，“授予、确认、更新亨利国王时期的伟大宪章，法令如有抵触者可以修正或取消，为此制定开封特许证书”。不难看出，勘界和宪章确认是爱德华国王对其臣民做出的权利授予和政治让步，也是对大宪章部分内容条款的具体实践。第三回合的较量以议会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当然，妥协是双方的。爱德华一世的让步换来了臣民效忠、对其统治的大力支持，议会批准征收1/15动产税，同意第四次征讨苏格兰王国。至此，由加斯科尼领地之争引发的1297—1299年大危机正式结束。可以看到，虽然1295年“模范议会”已经出现在英国政治舞台上，但并未对国王征税形成有效制约。贵族们联合骑士、市民代表经历1297、1299、1300等届议会多次博弈，才迫使国王在法律上确认宪章、在现实政治中承认臣民权利，议会才开始向着限制王权方向演进，在中世纪后期发展成为大法学家福蒂斯丘笔下“政治且王室的”统治（dominiumumpoliticumetrega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