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危机影响：政治、经济及对外关系  

 

1297年危机，实际上是1294年至1300年间由加斯科尼领地之争引发的大陆危机、国内叛乱、苏格兰民族反抗等一系列事件之总和，以1297年9月贵族反对派同王室的武装对峙为危机顶点，正式终结于1301年2月爱德华一世在林肯议会上确认宪章及森林区勘测结果。所以，也有学者称其为“1297年政治危机”“1297—1300年危机”，或13世纪90年代危机，或“第一次征税危机”等，同本文“1297年危机”仅仅提法不一，并无本质差别。危机对英国政治、经济及对外关系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学者马迪科特（J.R.Maddicott）认为，“战争和税收压力塑造了英国政治、经济发展轨迹”，“引发的战争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1453年”。具体而言，影响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危机暴露了13世纪90年代隐藏在王室同贵族、民众之间的传统矛盾，是对1295年“模范议会”确立后“王在法下”原则的第一次检验。自1294年以来，收复加斯科尼领地、镇压威尔士叛乱、征伐苏格兰王国，高频率、高强度的军事支出给英国各界造成沉重负担。贵族发轫的抵制行为不仅是为本阶层代言，而且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就地域而言，汉弗莱·博恩代表了英格兰中西部尤其是边疆贵族的利益，而爱德华一世在威尔士及当地建筑城堡驻军，对边疆贵族“未经允许擅自转移土地”行为施以剥夺领地的处罚，这等做法危及了边疆贵族群体的“古老权利”（ancientliberties）。后者提出的“抗议陈情书”（Remonstrance）表明，征税需要事先获得议会代表同意，何为“王国安危”“公共福祉”不取决于国王自身的判断，也需要咨询广大臣民意愿，从而消解国王单方面“宣布征税必要性”的特权，扩大了“公议许可”的内涵范畴。为应对危机，爱德华一世被迫顺承议会意愿，释放和解信号，在1297年、1300年及1301年连续三次确认两部宪章。这不仅在实践上践行“王在法下”的政治原则，而且从法律上确定了来自议会代表的“许可”是一种法定权利。  

我国中世纪史专家侯建新教授将“同意权利”与“财产权利”“生命权利”等并列视为“欧洲公共生活当中深层次、始基性规则”，是嵌入欧洲文明深处的一种“元规则”。这些规则自大宪章颁布后在13世纪得到社会各阶层认可，但依然遭到王权的漠视与破坏，即便在“模范议会”建立后，爱德华国王也常常无视地方代表的知情权，1297年的政治危机生动诠释了这一点。该原则正是在议会同王权的对抗中日渐深入人心。在1297年危机中，王国代表们重申以往的习俗惯例和传统，最终不仅臣民的财产权利再次得到法律上的认可，“知情”“公意”也成为王室不得不面对和承认的一种“规则和权利”。当然，这时的公意主要限于“王国共同体的认可”“议会的同意”和“男爵的同意”，而骑士和市民代表的“同意”权利尚处于初级阶段。不过，“众意”或“公议许可”原则或规则确立，使得各郡骑士和市民代表成为会议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一规则显然有助于议会代表制成长，推动封建议事会（council）向真正的议会（parliament）转型。危机的解决表明，代议制取得了同封建王权初次较量的第一次胜利，这种“伟大的政治发展”使得英国政治沿着大宪章确定的轨道继续前进。  

其次，危机的出现凸显了13世纪英国社会新的关注点，即除重申已有原则之外，贵族及民众更为关注王室森林区特权的侵害。林区宪章既是大宪章内容的一部分，更强调了英格兰民众的森林、草场及林地的权利（权益）。在畜牧业占重要比例的中古英国，确认“林区宪章”在经济上的重要意义丝毫不亚于“大宪章”之于贵族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早在亨利三世时期，王室就先后两次确认了“林区宪章”（1217年和1225年）。爱德华一世此次确认的正是1225年版“林区宪章”，并在社会各界推动下重新进行王室森林勘界，削减王室林区、草地。如果说重申大宪章及公议许可原则是政治上的让步，那么森林勘界、削减林地范围则是经济上的让步，这不仅反映出“王在法下”原则在13世纪末叶的政治实践中进一步深入，也体现出畜牧业、冶铁业及煤炭采掘等与林区密切相关的经济部门之地位日渐提高，林地、草场方面的经济权利已成为臣民重点关注的一个新方向。  

复次，危机虽然具有鲜明的政治、外交和军事色彩，但也在经济社会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13、14世纪之交是英国封建政治经济发展达到顶峰时刻，盛之极，衰之始。这一时期英国人口增长、城市扩张逐渐放缓。经济史家坎贝尔教授正是以1290年代作为衡量不列颠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基准点，认为“13世纪90年代构成了中世纪晚期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此，1297年危机既是英国社会矛盾在政治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封建经济扩张停止和开始衰退的一个前兆。作为“政治附属物”，封建的土地保有制正在冲破政治束缚。著名史学家比恩（Bean）研究发现，1294年之后，尤其是1297年王室同男爵贵族们对抗危机后，土地市场发生了显著变化，越来越多直属封臣的土地交易行为“获得王室许可”，封建土地制度日益受到市场法则的支配，由此比恩视其为“英国封建主义衰落的重要表现”。连年战事不仅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因为疏于国内政治及秩序维护，社会治安严重恶化，诺丁汉、德比、约克、林肯及诺福克、萨福克等郡“和平受到破坏”，王室连续组织专门委员会进行“歹徒违法活动调查”（Trailbastoninquiry,1304-1305），发给各郡郡长的密封卷宗也表明“公共秩序”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这些无疑都是政治危机及相关军事活动的消极产物。  

再次，危机促使爱德华一世调整收复领地方案，放弃武力转而采用外交、联姻手段解决同法国卡佩王朝之间的纠纷。作为爱德华一世的第二任王后，法国玛格丽特公主在英国国内公共生活及对外交往中扮演了积极角色，“法国之花”和“完美无缺”（goodwithoutlack）是英国人给她的评价，一定程度上也彰显了这场联姻带给英国社会的正面效果。1308年爱德华二世同法国伊莎贝拉公主的婚姻，继续为英国保有加斯科尼领地、保持两国良好关系提供了重要保障。联姻作为封建时代的传统外交联盟手段，对维护两国近40年的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直至百年战争爆发。  

最后，危机的解决有赖于罗马教廷的斡旋，使得教宗在不列颠岛内部政治博弈中进一步提高了地位。教宗卜尼法斯八世通过调停英法关于加斯科尼领地冲突，获取了英国人的信任，从而得以进一步介入不列颠岛内部事务。苏格兰人起义后，教宗特使多次在英国人和苏格兰人之间充当说客，劝阻爱德华国王的武力征伐，尊重“苏格兰作为一个独立王国”；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代表人物大卫·休谟就提及卜尼法斯对爱德华一世的“告诫”。继卜尼法斯八世之后的约翰二十二世继续秉持这一立场。罗马教廷的同情与教宗的支持，无疑鼓舞了苏格兰人的抵抗运动，他们积极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坚持反英斗争，直至后来获得民族独立。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危机的参与者不仅仅是站在历史前台的教俗贵族，还有英国市民以及广大农民。伦敦市民给予了反对派坚定的支持，而贵族们之所以反对王室“征税”“强买”，既是维护切身利益之需要，同时也是因为担心“农民佃户无法承担领主地租”，“恐惧农民起义”。所以，普通民众并不是消极的舞台台柱，他们也对上层制度演变起到间接推动作用。  

综上，关于1297年危机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第一，爱德华一世时期确实爆发了这样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危机是英国国内外多因素促使矛盾激化的产物，既延续了贵族同王权斗争的传统模式，也透露出新的时代气息，确切地讲，危机是模范议会登上英国政治舞台后同封建王权的首场对抗，尽管议会本身还不完善，但已开始成为双方政治斗争和博弈的重要平台；第二，围绕1297年危机，爱德华国王与贵族、议会之间多次交锋，被迫三次确认“大宪章”和“林区宪章”，承诺定期公示于众，违者予以严惩，这无疑有助于宪章承载的政治理念由上流贵族社会向民众阶层扩散，也有助于社会全体成员遵守宪章的社会共识形成；第三，危机还使议会首次打破王权对于“紧急需要”和“王国福祉”认定的单方垄断特权，明确和扩大“公议许可”内涵，提高“众意”“公议”的法律效力，从而提高郡骑士和市民代表参政地位，对推动地方代表参会制度化及中世纪议会制度进一步完善亦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1297年危机”打破了关于爱德华一世同议会合作无间的那种平面化认知，不仅是对13世纪90年代英国王室处理内政外交能力的检验，也是对“王在法下”原则在1295年“模范议会”建立后的第一次实践。当然，化解1297年危机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英国王室同议会之间的矛盾，百年战争期间此类危机再次爆发，甚至在爱德华一世去世之前王室就变相蚕食曾经让渡的林区权益，可见宪政制度的成长是一个漫长过程。此外，解决危机还影响了同法国、罗马教廷的关系，对经济、人口演变态势也具有一定预示性。  

 

   原文载于《经济社会史评论》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