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蔺志强，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广州510632

原发信息：

《历史研究》(京)2022年第20223期 第206-218页

期刊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22年11期

特许状(charter)是中古英格兰教俗贵族或实体拥有土地、司法、行政等方面特权(liberties)的凭据。①特许状颁发主体多元，但由历代国王颁发的特许状最重要，各种实体或个人以国王特许状所赐予的特权为基础，形成大大小小的自治单元，成为中古英格兰王权秩序的重要特征。正因其独特价值，特许状备受珍视，得以大量保存至今，但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到中古后期，特许状伪造现象屡见不鲜，属于中古广泛存在的伪造活动(包括文物、书籍、印章、钱币、官私文书等)之一。伪造活动无疑会改变特权和利益归属，牵动王权与地方在社会治理中的分工安排，从而影响中古时代的王权秩序。

对中古英格兰特许状伪造现象，国内学界尚无专文研究。②西方学界虽长期探索，但鉴伪工作以个案考察为主，缺乏整体评估，对伪造现象的解读仍有继续推进的空间。11-12世纪被认为是特许状伪造的“黄金时代”，一些学者以“从记忆到书写”这一时代大势解释伪造活动的兴盛，认为它们主要是当时权利凭据书面化趋势的副产品，对于教会机构在特许状伪造活动中的突出地位，主要强调教会具有从事伪造活动的技术和文化优势。③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新解读模式，但对伪造活动有过度“同情理解”之嫌，有学者甚至认为伪造是真实的“拓展”，伪造品是“走得太远的真品”。④虽然特许状不论真伪都来自中世纪，自然会从某些角度反映当时的“真实”，但从中古英格兰王权和社会运作角度审视这一现象，显然无法如此超然。这种伪造活动规模多大、何以得逞与蔓延，伪造的动因是什么，国王政府如何看待和应对伪造现象，伪造活动对王权秩序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都是自然的追问，既有研究对此关注不够。本文试图在梳理中古英格兰特许状伪造基本情形的基础上，从王权和社会运作角度对上述问题提出一点看法，以期突破合理化甚至“美化”伪造现象及参与者动机的做法，推动深入理解中古政治权力运作机制和王权秩序，同时提升我们对特许状等中古史料的辨识意识。

一、特许状伪造规模

中古英格兰的特许状伪造究竟达到什么规模，目前很难给出精确数字和全面论断。因为特许状总体数量巨大，而且随着各地对中古档案材料的整理，新发现的特许状和其中伪造品的数量还在持续增加，加之辨伪工作缓慢、艰难且有反复，对特许状的认识只能不断更新。

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特许状伪造情况已比较严重。根据前人编纂整理情况估算，现存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特许状约有2000份，其中超半数是历代国王颁发的。英国学者索耶编辑的《盎格鲁—撒克逊特许状索引》，收集1163份国王特许状，该索引的可贵之处，是在每份特许状的“评注”(comments)一栏列举历代学者对其真伪的判定。从中可见，学者对一份特许状真伪的看法常有分歧，甚至针锋相对。粗略统计，被至少一位学者认为是“伪造”者超过1/3。⑤对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国王来说，以末代国王忏悔者爱德华之名伪造的特许状比例最高。据学者克兰奇统计，《盎格鲁—撒克逊特许状索引》收录的164份声称由忏悔者爱德华颁发的特许状中，44份确定为伪作，占27％；64份为真品，占39％；56份真伪未定，占34％。⑥事实上，原认为真伪未定的忏悔者爱德华特许状，虽有部分被认为是真实的，但更多的近来已被确认为伪作。⑦现在的评估是，仅威斯敏斯特修道院持有的伪造忏悔者爱德华特许状就有33份。⑧然而，该修道院持有的忏悔者爱德华特许状总共才41份。⑨笔者依据索耶电子数据库的最新信息统计，在164份特许状中可以确定为伪造者至少有64份。

从诺曼征服到12世纪末的近一个半世纪，被一些学者称为特许状伪造“黄金时代”。⑩诺曼征服之后以多种形式篡改或完全伪造的特许状数量众多，其中威斯敏斯特修道院持有的声称由征服者威廉颁发的46份特许状中，将近一半为伪作。(11)对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特许状的伪造，相当一部分是诺曼征服之后所为，而诺曼王朝和安茹王朝诸王特许状被伪造的情况同样严重。彼时，以各种修道院为主的众多实体机构伪造活动盛行，而且一些修道院还为其他教会机构服务，成为辐射其他机构的“制假中心”(a centre of forgery)，更使得伪造现象四处蔓延。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可谓中古英格兰地位最高的修道院，特许状伪造活动也最为猖獗。该院现存特许状伪造比例很高，其声称由诺曼征服之前诸王颁发的特许状，只有少量是真实的，而其协助别的教会机构从事伪造活动的行为也被学者证实。(12)

然而，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并不是特例。坎特伯雷圣奥古斯丁修道院曾是著名伪造者法国苏瓦松修士古尔诺(Guerno)的服务对象，而其雇佣者很可能是诺曼征服后的首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弗朗克(Lanfranc)。(13)坎特伯雷击败约克而“坐稳”英格兰教会首席主教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兰弗朗克下令伪造的国王特许状。(14)其他证据表明从事过大规模伪造活动的机构，包括坎特伯雷基督堂修道院、格罗斯特修道院、马姆斯伯里修道院、巴特尔修道院(Battle Abbey)、达勒姆修道院、温彻斯特主教座堂等。学者布鲁克认为，诺曼征服前已成立的30多座修道院中，至少有17座“在相当程度上从事或容忍了伪造行为”，其他修道院基本也都保有伪造的特许状。诺曼征服之后成立的修道院中，也有5-6座积极从事伪造活动。(15)而克兰奇认为布鲁克过于低估伪造的规模，他提出一个比较激进的结论：在诺曼征服后的一个世纪中，伪造特许状是常态，真品才是例外。(16)总之，“黄金时代”的特许状伪造活动规模空前，乃至著名学者斯坦顿警告说，对来自这些“明确从事造假活动的机构”的特许状，一定要提高警惕，绝不能直接认可其字面表述。(17)

13世纪之后，虽然修道院的伪造活动可能有所收敛，但整体而言，伪造现象仍然严重。首先，教会机构继续作伪。1238年，坎特伯雷主教区执事长西蒙·朗顿(Simon Langton)在写给教宗格里高利九世的信中抱怨：“没有任何一种伪造的方式是坎特伯雷教会没有干过的。他们的伪造用到黄金、铅、蜡和其他各种金属。”(18)《伪英格尔夫编年史》(Pseudo-Ingulf Chronicle)是中古后期最著名的伪造案例之一。这位英格尔夫据称是11世纪林肯郡克劳兰(Crowland)修道院院长，以其名义书写的编年史称，1091年一场大火不但烧毁修道院所有建筑，而且保存在特许状室的历代国王赐予该修道院的大量特许状也化为灰烬。“幸运的是”，火灾之前他正好拿出一些特许状供年轻僧侣学习古英语，从而得以保存，编年史中抄录了这些“幸存”的特许状。此英格尔夫被称为中古后期最成功的造伪者，直到19世纪其著作仍被当作真实史料广泛引用。(19)

其次，大学、城市等更多新兴伪造主体先后登场，维持着伪造活动的“繁荣”。建立于12世纪的欧洲大学，到13、14世纪已心态膨胀，觉得自己不能仅有如此短暂的历史，于是巴黎大学创建者变成查理曼，牛津大学脱胎于阿尔弗雷德大帝创建的学校，剑桥大学的历史被追溯到亚瑟王时代。(20)城市则很早就以获得国王的特许状谋取“自治”地位，但在早期的城市特许状中被发现的伪造品不多。不过，学者苏珊·雷诺兹对英格兰自治市巴恩斯坦布的研究显示，事实可能并非如此。15世纪时，该市市民为争夺市政管理权，模仿邻近的埃克塞特市特许状，伪造一系列声称由历代国王颁发的特许状，并得到国王政府确认，这些特许状为该市赢得长期特权和声誉。(21)

对中古时期特许状伪造规模的评估，还受制于识别各种伪造方式的能力。特许状伪造形式多样、数量惊人，其中部分伪造品在中世纪就被发现，但绝大多数在当时条件下无法辨伪，直至被现代学者认定为伪造。显然，还有为数不少的伪造特许状，因尚未得到关注或伪造手法高超仍被当作真品。纵观特许状伪造方式，从内容、形式到用语都属“原创”性质的伪造品比较罕见。最常见的伪造方式是“移花接木”，表现形式也最丰富。比如，模仿真品炮制，只把内容当中的关键词句替换为伪造者想要的时间、地点、人物和相关的权利表述等；在一份特许状原件上修补涂改，换上更“实惠”的内容；把真实特许状所悬挂的印章拆过来，用在伪造的特许状上。伪造特许状所需条件较苛刻，包括通晓当时语言和书写方式、精通皮纸和书写颜料的处理工艺、熟悉印章的仿制方法和使用规则，甚至要了解所伪造时代的历史和制度等，绝非普通人可为。斯坦顿据现代学者对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特许状伪造现象的鉴别，勾勒出这样的画面：一位云游四方的伪造者，背囊中塞着一些作为参照的真实特许状，辗转于一家又一家修道院，为他们提供“专业”服务。(22)

总之，我们除对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特许状伪造规模有总体评估外，对其他时期的情形仍难以作出基于数量统计的全面评判。但是，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直到中古后期，特许状伪造现象广泛存在于英格兰，而在11-12世纪的“黄金时代”，以修道院为代表的教会机构在伪造活动中地位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