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权关于特许状伪造的应对

如前所述，中古英格兰王权通过特权赐予构建起地方自治体系。一方面，王权强势，一切权利理论上都来自国王；另一方面，王权又以各种方式将政治、法律、经济权力以“特权”形式委托出去，形成遍布各地的“自治区域”(libertaties)。这些自治主体权力差距悬殊，其凭据主要是国王颁发的特许状。因此，特许状伪造行为首先是对王权的侵夺，其次是对社会治理体系的破坏，理应被国王严格禁止。然而，中古王权应对特许状伪造的方式显现出复杂图景，非一言可蔽之。

王权的应对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知其为伪造品，一种是无法判定其是否为伪造品。从绝大多数伪造的特许状在中世纪未被揭穿这一事实看，(39)后一种情形更为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国王看起来是伪造活动的最大受害者。但伪造活动大行其道，除技术上无法辨识这一客观原因外，国王出于自身利益考量选择“接纳”各种特许状，也是值得重视的事实。

首先，尊重特许状的权威即尊重传统，这是王权建构统治合法性的要求。诺曼征服后的英格兰王权，一直处于合法性焦虑之中，为稳固战场上征服的土地，历代国王刻意淡化自己作为征服者的身份，处处强调自己是合法继承人，即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作为英王忏悔者爱德华的继承人，驱赶篡位者哈罗德，合法继承英格兰的王位。这套话语成为诺曼征服后英国王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甚至直到亨利一世时代，国王在特许状中仍这样自称：“我，蒙上帝恩典的英格兰国王亨利，是凭继承权获得爱德华国王王位的伟大国王威廉之子。”(40)如此自称的目的，是希望英格兰人尊重“古老”传统，接纳其作为爱德华合法继承人对国土和最高权威的掌握，因此，国王自然要表现出对英格兰社会传统的尊重。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特许状，是最正宗的代表传统权利的凭据，如果无法区分真伪，全部接纳便是唯一合理选择。广泛认可和接纳包括伪造品在内的特许状，王权看似受损，其实未必尽然。此时建构的英国王权合法性话语，兼顾古老性、财产性、家族性，使王权正统得以长期延续。

其次，王权接纳伪造的特许状，在实际利益上也是得大于失。当时客观上确实缺乏甄别真伪的技术，多数情况下对所有特许状只能“一视同仁”。(41)不过，在无奈接纳的同时，对王权来说，辨识真伪可能并没那么重要。原因在于，其一，多数情况下伪造特许状的内容不会大幅改变现状。伪造之举意在将拥有特权的历史提前，以及在特权受到挑战时作为证据，很少完全凭空“创造”新权利。这样的行为对王权当下的实际利益影响有限。其二，更关键的是，相关实体或个人持有的特许状，如果想得到认可，必须通过国王政府的检验和确认程序。这些程序都要付费，而寻求国王确认需支付的费用有时简直是天价。(42)伯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1189年缴纳1000马克巨款，换取理查一世对其一项特权的确认，1198年重新确认时又缴费一次。(43)新国王即位之后，都要大规模确认前代的特许状，有时这种确认举动甚至要进行多次。所以，对特许状的确认和接纳，不应单纯解释为王权有限或自带枷锁。

当确认特许状无伤既有秩序且有利可图时，国王对伪造活动的“默许”就不是软弱可欺，而是“生财有道”，这也可解释为何不少伪造的特许状能进入王室档案清单。此点从考文垂修道院特权扩张中可见一斑，该修道院的特权，从伪造到合法化的过程跨越百余年。1107—1111年，院长利摩西的罗伯特(Robert of Limesey)用伪造的盎格鲁—撒克逊和诺曼特许状，获得亨利一世认可。几十年后，修士们又增加一倍伪造内容，并获得斯蒂芬和亨利二世确认。13世纪，通过特许状确认程序，它们被收入亨利三世的特许状卷档中，成为考文垂特权地位的有力凭证。(44)

最后，确认特许状的过程带给国王巨大经济收益，但远不止于此。整个中世纪，英格兰国王都热衷于向臣下封赏——确切地说是出售——特权。自治区域的存在，多数情况下并不会受到国王敌视，当然更不是王权衰落的标志。特许状无论真假，持有者的目的都是持续享有特许权。因此，大多数有实力的机构，都会向当时的国王申请(购买)新特许状。在这一过程中，确认过去的特许状和该机构目前实际掌握的特权，再加上国王的新封赏，共同构成新特许状的内容。经此程序之后，以前的特许状是否真实，对国王来说影响不大，重要的是所有特权的持有都以王赐作为合法性基础，从而被纳入王权管控之中。

当然，作为特权凭据，伪造特许状引发权利重合或冲突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国王出面裁决。亨利二世时代的一起案件，折射出国王处理此类争端的态度。1187年，英王亨利二世试图亲自裁决两位贵族的一场争执，诉讼双方是伯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院长和坎特伯雷大主教。争执源于发生在萨福克郡一个庄园的杀人案，该庄园位于伯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所辖“八个半百户区”内，但归坎特伯雷基督堂修道院所有。伯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称，国王忏悔者爱德华已赐予其对所辖领地的“君主式管辖权”，因此案件应由其审理；但坎特伯雷大主教认为，处理自己产业上的杀人案是坎特伯雷的“特权”，且这种特权由忏悔者爱德华赐予，有特许状为凭。双方争执不下，上诉至国王亨利二世。国王答应裁断并承诺将尊重双方的“古老权利”。在法庭上，双方都拿出忏悔者爱德华颁发的特许状，按惯例高声朗读，作为己方特权凭证。据说亨利二世十分尴尬，他承认双方特许状同样古老，但二者显然互相抵触。最终，面对两位互不相让的教会贵族，国王气急交加，甩下一句“谁有本事谁拿去”(Qui potest capere capiat)，(45)然后拂袖而去。国王的无助和失态令人诧异，这件事最终如何解决也不得而知，因为记录此事的编年史成书之时，该案还悬而未决。(46)本案中出示的特许状，很可能至少有一份是伪造的。对国王来说，无法判断真伪自然尴尬，但由自己裁决这一争端，就是对王权地位的一种确认。

可见，在无法确知真伪的情况下，王权会出于主客观原因“接纳”伪造的特许状，但这并不意味着王权对伪造活动完全放任不管，伪造行为在中古时代也不可能风平浪静地被整个社会接受。毕竟特许状是各种特权的凭据，伪造者争权夺利的举动必然带来权利纠纷和争端，进而产生深层影响。(47)所以，王权对伪造活动也有遏制的一面，特别是中古中后期出台不少较有影响的举措。

政府档案体系在13世纪初的建立，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伪造特许状方式保持和扩张特权的做法。当时由国王政府签发的文件，会抄写一个副本保存在文秘署(Chancery)，这一制度保证政府在确定特许状真伪时有据可依。但直到13世纪中后期，国王也很难完全追踪其签发的文件。1272年，亨利三世致信教宗格里高利十世，指出坎特伯雷基督堂修道院院长在罗马法庭展示的几份国王公函是伪造的，因为“如果不事先登记存档，本王不会颁发任何此类文件，我们已在登记册中最细致地查找过，但没找到任何关于上述公函的存档”。有趣的是，亨利三世有些自信过头，因为现代学者在1265年的公函卷档中找到了这几封公函档案。(48)但是，国王信件表明相关制度已建立，私自伪造已有制度上的防范，这一乌龙事件只是说明该制度还不够完善。

13世纪后，伪造活动主体增多，影响扩及各个领域，因此政府对伪造活动的打击更具紧迫性，从立法和司法层面规制伪造活动越来越受重视。1345年9月28日，国王爱德华三世下令成立委员会，搜捕隐藏在各地的大量罪犯，他们伪造国王的大小御玺，不停用来署证特许状或其他各类伪造的国王文书和令状。(49)在1352年《叛逆法》中，爱德华三世把“伪造国王的大御玺或小御玺”划入应判处死刑的叛逆罪之列。(50)1392年，国王理查二世派调查委员会前往约克，监督处理各类罪犯，其中包括伪造印章和特许状者。(51)直至1413年，亨利五世统治时期的一届议会上通过法令，严惩恶意伪造者，处罚是判为重罪、投监两年。(52)

总体而言，这些措施说明王权对伪造活动有所遏制，但大部分伪造特许状当时无法被有效识破，不少伪造特许状是以“真实身份”走出中世纪的。

综上所述，中古英格兰特许状伪造现象具有复杂性，对它的评估仍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古时代伪造大量国王特许状，大多数伪造品以真品身份流传至今。特许状在中古英格兰王权秩序中地位独特，探讨特许状伪造现象，对把握彼时政治社会运作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诺曼征服后英格兰王权的强化是伪造现象兴盛的主要背景。对于以修道院为代表的教会机构来说，这是教俗之争的另一战场。教会机构通过真伪混杂的特许状，以过去的国王对抗现在的国王，保护和扩大自己的特权，但他们的伪造活动绝不仅仅出于对时代变迁的“无奈”。当云游的作伪“匠人”穿梭于大小修道院提供服务时，当修道院利用文化资源与技术将自己打造为“制假中心”时，我们无法“同情地理解”这些行为。毕竟，修道院等教会组织是中世纪“信仰时代”的精神支柱，似不应与作伪活动联系起来。同时，国王在这场角力中并非失败者。无法识别伪造的特权凭据自然尴尬，但认可先王的特许状，便是认可当今国王的权威和王统秩序，也是把旧时的自治特权纳入当前整体管控体系的途径，借以建构“王权规制下的自治”。更何况，确认这些特许状不会对国王权利造成根本损失，相反还会带来丰厚经济收益。当然，一旦条件许可，国王不会放弃以可靠的档案和司法制度挤压伪造空间的机会，只是在整个中世纪，这项工作都不能说非常成功。中古英格兰特许状伪造现象启示我们，要看到权力秩序构建过程的复杂性和各方行为考量的多元性。王权与伪造者各有得失，但共同维护了英格兰王权秩序。此外，这也提醒我们：研究中古英格兰历史，对保存至今的大量特许状要注意辨识，否则很容易掉入陷阱，形成错误认识。(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