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中的人们怎样生活”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史是新社会史的主要关切。霍斯金斯在1940年之前就力图让学者们对“历史中的人们怎样生活这一问题产生兴趣”，即人们的家庭、家内陈设、食物与饮料、健康标准、教育、工作及娱乐是怎样的，并在其后相关著述中对这些历史主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实践。这与屈威廉在稍晚时期对社会史范畴的界定如出一辙:“过往数世纪中某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一道预见并指引了新社会史的诸多课题。

这样的学术视域反映出霍斯金斯在早期历史研究中便注重对“人”的本质关怀，即“人们必须始终铭记历史是关于人的历史”，这种“以人为本”的史学关怀可视为他对当时法国年鉴学派强调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一种反动与回拨。如其所言:“我们必须始终聆听科学图表与数据背后男男女女的诉说。”这样的关怀在当时的社会史研究中是极为稀少的，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在1962年便认为其时社会史的一个危险便是不再聚焦于有血有肉的人。而对霍斯金斯而言，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的“人的维度”始终是其主要兴趣所在。他的这些关切与兴趣后来都涵盖在其“消逝的社会”(lost society)概念之中，他认为历史学家能够并且应该恢复这样的社会原貌。他将《米德兰农民》的研究主题设定为对威格斯顿马格纳村“昔日社会的重建”，从中不难看出他宽广的研究主题与超前的社会史关怀。

为探寻“历史中的人们怎样生活”，霍斯金斯尤为注重史料种类的多样性和来源的多元化，认为“地方史研究也需要一场史料革命”。值得一提的是，他是英国最早一批使用遗嘱财产清单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便遵循对其影响深远的托尼(R．H．Tawney)开辟的路径，与沃恩学院(Vaughan College)夜班学生一起研究遗嘱财产清单。此外，他还注重地方工商名录、人口普查报告、地方旧报刊、议会文书、回忆录、日记、书信、账簿、拍卖目录、售卖布告、世俗补助金档案、自由人登记簿等相关史料的利用。他还自称是“地图价值的坚定信徒”，在《埃克塞特的工业、贸易与居民，1688—1800》《英格兰景观的形成》等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地图、插图来论证英国城市与景观的历史变迁，在组织《维多利亚郡史》莱斯特郡史的编纂时他同样专门强调过图片与地图的重要性。为弥补文献史料的匮乏，他还注重将田野考察和文献研究相结合，认为犹如化学家不应害怕手湿一样，“历史学家尤其是地方史家不应害怕脚湿”，确信“英国地方史不能只是简单地写于一间伦敦的办公室或图书馆”。为撰写《英国地方史》，他在英国米德兰和西南部地区考察数百公里范围，在国家和地方档案馆查阅了数以千计的档案和地图。此前其为撰写《德文郡》(1954)一书更是实地探访了该郡全部450个堂区。霍斯金斯以求真求实、担当进取的治学风范大力拓展了史料来源，有力提升了研究深度和广度，对“历史中的人们怎样生活”这一问题做出了卓越的探索。

霍斯金斯探寻的“历史中的人们怎样生活”不只限于人们生活其间的人类社会，还包括自然社会。为此，他十分注重“文理兼通”的跨学科研究。在《英格兰景观的形成》一书中，他认为人类活动对英格兰景观的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促使“这片国度的各种景观最终呈现出如今的形状和模样”。该著作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注重跨学科研究的景观史开山之作。他在书中认为一位景观史家“必须同时是植物学家、自然地理学家、博物学家和历史学家”。此外，他还意识到考古学对认识地方史、聚落形态、地形和荒弃的中世纪村庄遗址的重要性;进而认为，地方史家除了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之外，还必须学会提出社会学问题，同时要对自然地理、地质、气候、植物、医学、建筑学等的知识与方法略知一二。地方史家虽不可能身兼如此多“职”，但在研究中必须寻求多学科同仁的帮助。由此可见，霍斯金斯从学理层面高度重视学科交叉研究，将“历史中的人们怎样生活”的研究持续推向纵深和完善。新社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创举就在于强调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即“新社会史是热忱欢迎社会科学的”。霍斯金斯在跨学科的道路上无疑走得更早更远，他不仅注重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也注意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

不管是新地方史还是新社会史，它们都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新史学的分支，而新史学的最大难题便是史料与方法问题。在“从下往上看”和“整体史观”的指引下，霍斯金斯探寻的乃是“历史中的人们怎样生活”这一宏阔主题。为此，他践行以人为本的史学关怀，强调史料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并注重“文理兼通”的跨学科研究。从这个角度而言，霍斯金斯无疑也有领航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