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综论: 新社会史的“道路开拓者”

霍斯金斯在强调地方史学科独立、建立新地方史的同时，直接或间接倡导并实践了英国新社会史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引领了新社会史的发展趋向:从下往上看的视角、注重普通人群的历史，注重整体的历史观，注重研究领域的扩大和学科间的交叉。这既缘于地方史学科本身的特质，又有霍斯金斯的个人因素。

一方面，新地方史的学科特征和新社会史有天然的契合性。新地方史的研究对象就是在“地方”层面，视角下沉后，普通民众的历史角色(尤其是在经济与社会史层面)就越发凸显出来，他们的生活情景、当时的社会状况越来越成为当然的研究对象。同时，要充分地研究一个城镇、一个乡村堂区或整个区域的历史，就需要关注其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政治史、教会史、社会史、经济史、军事史等各类历史。即新地方史研究的客体规模通常不大，但其主题范围却极为广阔。而且在国家史一直是英国史学研究重头的背景下，关注并联系国家史、整体史进行研究也是必然选择。诚如约翰·托什(John Tosh)所言，新型地方史“提供了跨越专业之间传统划界的机会”，不管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勒华拉杜里还是英国的霍斯金斯，他们实现整体史的渴望都是相似的。而英国新社会史的推陈出新同样体现在其超越了传统史学领域分割的窠臼，将社会史扩展为社会的历史，同时它又偏重对底层历史的研究。新地方史与新社会史分别是依据空间与主题而人为划定的史学研究新领域，是学科分立而导致的史学领域分离，但从学术史的贯通角度看，它们有相当多共通性。

另一方面，霍斯金斯个人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霍斯金斯是研究经济史起家的，他的第一份长期教职是在莱斯特大学学院担任经济学讲师(1931—1941)，他1951年到牛津大学担任的也是经济史候任教授(Reader)。“经济史和社会史之间是难以严格划分界限的”，霍布斯鲍姆甚至认为与经济史相结合的社会史才是其所主张的社会史。这也就为霍斯金斯对新社会史的种种开拓提供了智识储备。20世纪30年代起，霍斯金斯便一直强调并践行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融合与交叉，从《埃克塞特的工业、贸易与居民，1688—1800》、博士论文《1650—1800年间德文郡的土地所有与占有》，到《米德兰农民:一个莱斯特郡村庄的经济与社会史》，再到主持《维多利亚郡史》莱斯特郡史的编纂莫不如此。“经济与社会变迁(1500—1800)”也被研究者视为其最重要的学术主题。就这一点而言，霍斯金斯对新社会史的引领至少强于屈威廉。另外，霍斯金斯与众不同的学术兴趣也成就了他。他关注地方史，且将“贵族以下的民众视作其主要关切”，这就直接推动了学术视野的下移，史料来源的扩大;开辟景观史等，自然就要求超越传统历史学的学科局限，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方法，从而实现学科渗透和跨学科研究。

正是这种学科特性与研究者个人学术兴趣、研究经历的因缘汇聚，造就了霍斯金斯这样一位“开疆拓土”式的历史学者，使之成为英国新社会史的学派先驱之一。有论者认为，霍斯金斯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便有了这种理论自觉。其同时代学者、美国著名英国史专家麦卡弗瑞(W．T．Mac Caffrey)在评价其《英国地方史》一书时就指出，该书若不是为业余史家这一受众考虑，“作者可能就已讨论社会史的书写问题，而这一问题极少有英国史家论述。”旨在为研究英格兰地方史的人们提供“建议与指导”的《英国地方史》，其内容更像是一本聚焦地方的新社会史研究指南。比如，他设专章讨论该如何研究城镇史，主张要关注城镇的实际发展状况而不是作为一种制度的发展，即将之视作城镇而不是自治市，将研究重心从自治市宪政与法律史方面转移到城镇社会与经济史方面;针对已有城镇史中的社会史与经济史缺乏连贯与主题问题，他认为这是因为直到20世纪50年代，研究者们一直将那些无法清晰归入已有成熟史学领地的历史都装入社会史这个“破布袋”，地方史家也没有确知该提出怎样的经济史问题并作出系统分析。而他通过对职业、工资与物价、经济增长与变迁、社会结构等历史主题的示范与强调，提供了化解之策。这样的分析路径，还包括对健康、疾病、人口、建筑、教育等多个历史主题的详尽解析。如此，他通过对新地方史研究主题、方法、材料等的论述，影响了不计其数的新社会史研习者。霍斯金斯的诸多研究方式方法，不仅成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地方史兴起的关键，而且对此后60年代以降的新社会史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史学实践来看，霍斯金斯也突破并改变了英国传统史学对社会史的界定与看法。在1943—1944年间，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组建了一个学术委员会旨在调研《维多利亚郡史》的未来编纂。该委员会在1945年的报告中写道:“英国社会史的主线即准确记载庄园世系的历史”，正是《维多利亚郡史》所要编纂的历史。霍斯金斯则“劝使《维多利亚郡史》接受了其观点，即地方史是有关共同体内的人群———这包括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乡绅和教士”。该套丛书的编纂内容最初设计是:由上等阶层为上等阶层所书写的上等阶层的历史。最终，霍斯金斯推动了《维多利亚郡史》在新方向上的迈进，不仅让它囊括了经济史，而且编纂了他所主张的社会史。在1955年出版的《社会史研究:致敬屈威廉》这本文集中，主编普拉姆(J．H．Plumb)预言:“社会史，从最全面、最深刻的意义上而言，现今正是一个无比富饶的研究领域并且在这代人内将会作出最伟大的发现。”作为该文集8位被邀请的优秀史家(来自英、美两国)之一，也是唯一的地方史家，霍斯金斯显然对此蓬勃现象做出了重要贡献。就在普拉姆此番判断近20年后，学者们在回顾霍斯金斯的学术贡献时，便将其誉为英国乡村史和城市史的道路开拓者，这又分别包括农业史、社会史和人口史，建筑史、社会结构史和工业史。所以，笔者将其称之为新社会史的先驱或开拓者之一并非过誉之称。

透过学术谱系不难发现，霍斯金斯的上述研究与论述大多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60年代之前，而新社会史主帅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的成名作均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史也正是在此之后迎来现代化的“变幻之风”，革故鼎新为新社会史。史学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学术的链条从来都是环环相扣的，英国新社会史的史学渊源也不止于一端。在20世纪60年代初，便有学者注意到新社会史与新地方史之间的密切关系。英国社会史家珀金(H．J Perkin)在1962年发表的著述中便认为社会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当时仍是英国史学研究中的“灰姑娘”，若不将地方史的发展纳入考量之中，那么以学科的通行标准来看社会史便几乎不存在。20世纪70年代以降，地方史更是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实验基地之一。

霍斯金斯与新社会史兴起之间的关系从其对新社会史多位代表性学者的影响也可管窥一二。霍斯金斯在20世纪40年代便鼓励希尔顿(Rodney H.Hilton)研究莱斯特郡地方史，此后又将《维多利亚郡史》莱斯特郡史的“中世纪农业史”部分交由其负责。受他影响，希尔顿很早便意识到地方史对理解社会与经济运动、整体史的价值与意义。这一路径甚至影响了其一生的治学特征，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详尽的史料对封建社会的农民和农民运动进行系统的地方史研究。希尔顿也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中首先提出“从下往上看”理念的学者，并认为“只有从下往上看历史，才有可能更准确地重视整个社会的面貌”。霍布斯鲍姆则认为《英格兰景观的形成》一书教导了历史学家如何行走、观察与阅读。汤普森则不仅认为霍斯金斯对公地的研究有同情心和富有教益、将其《米德兰农民》一书誉为最有价值的共有权利研究著作之一，而且对地方史研究也表达了“谦恭”:“没有这种对来龙去脉的仔细准备，我的装着搜集资料的硬纸袋里装的结果只是一袋粗糠。”英国新社会史的主力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在20世纪50年代下设地方史分组，创办名为《地方史学报》的期刊(后更名为《我们的历史》)应非巧合。当时自视为“被放逐者”的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希尔顿、霍布斯鲍姆等新社会史第一代干将不仅将霍斯金斯引为同道，视其为学术上的“老式激进者”与“异端”，而且就其从《过去与现在》创刊伊始的扶持与帮助也一直感激不已。此外，他对更晚一代的英国新社会史家如玛格丽特·斯普福德(Margaret Spufford)、安东尼·弗莱彻(1941—)等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行文至此，我们有理由对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的疑问———新社会史“它是左翼思想独有的‘所有物’和产品吗?”作出否定性的回答。英国新社会史不能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完全画上等号。有西方学者就认为，自由主义史学家屈威廉不仅是最后一位伟大的传统社会史学者，同时也属于第一批新社会史的开创者。作为英国新社会史道路开拓者之一，霍斯金斯与屈威廉一样对英国新社会史的兴起功不可没，他所致力建设的新地方史，在研究对象、视角乃至理念与方法等方面都对新社会史有孕育与助推之功，他当列“第一批”新社会史先驱之中。这不仅体现出新社会史史学渊源的多元性，也反映了其包容性与开放性。这也说明在学科分立走入专深的现代史学研究中，也要注重联系与贯通的路径，更为立体、完整地认识与理解研究对象，尤其在对史学源流的审视上。

原文载于《史林》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