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后工业时期：农村城镇化多样态推进

20世纪上半期，由于两次大战，欧洲的城市化的水平基本没有上升。二战结束后，欧洲城市化进程从1950年代开始加速，到1990年代才放缓。这样，欧洲城市化的总体水平，从1950年的50%左右，达到2015年的75%以上，其中西欧城市化水平达80%以上（1950年为60%以上）。④

农村城镇化仍然是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并呈现多样化局态。

一种是为了城乡平衡，政策层面有意加强农村地区的工业化，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已有差距。如英国从19世纪中期起，反而在农村地区发展大工厂。这时英国最大的棉纺厂雇用工人1500人左右，而最大的工厂通常都位于农村中小城镇。1841年，英国最大的棉纺厂坐落于兰开夏的普雷斯顿，而大城市曼彻斯特棉纺企业的雇工平均却只有260人。⑥从那时起到20世纪，英国的大型工厂分散建立在农村，由此大城市扩张则放慢甚至收缩了。⑦事实上，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英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主要是农村工厂化、城镇化的贡献。在法国，“光辉30年”时期推动快速城市化也注意平衡，采取工业分散化、服务业分散化、发展落后地区、构建城市体系等措施。⑧

地理上的农村变成城镇，在20世纪欧洲还有两大趋势。一是大中城市工商业的扩展，把城郊农村变成城区，特别是20世纪后期盛行的卫星城建设。卫星城建设是指在大城市周边建设若干城镇，它们一般都具有独立的工商产业，居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都在该城镇内或附近进行，同时也经常去中心大城市完成消费活动。卫星城是大城市工商功能的一种分散或疏解方式，能够缓解大城市因工商业过度集中所带来的压力。由于卫星城选址基本都处于大城市的远郊农村，因而加速了这些农村的城镇化进程。

二是始于20世纪后期的“逆城市化”趋势。“逆城市化”似乎是一种“乡村复兴”，但根源是城市人口向乡村迁移。①“逆城市化”指劳动者工作在城市，生活则在周边小城镇、或生活条件城市化的村庄。有的是白天在城市工作，晚上回到附近乡村居住生活；有的是每周工作时在城内租住，周末回到乡村住地生活休息；有的是退休后搬到心仪的农村长期居住。“逆城市化”与卫星城建设不同。“逆城市化”的前提是乡村必须具备与城市几乎一样的生活条件，从而吸引城市工作者到乡村居住。在“逆城市化”模式下，乡村人口可能还会超过城市，“逆城市化”有可能代替城市化而成为居住模式主流。②但在本质意义上，“逆城市化”是借助城市资源促使农村城镇化的一种形式，其推动力仍然来自城市。

“逆城市化”的前提是乡村具有与城市般的条件，乡村生活能够城市化，这就需要对原有乡村进行改造。乡村改造在英国从19世纪后期就开始了。在欧洲其他国家，大多是在20世纪下半叶。农村形成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显然是城市的样板示范促使农村起来追随。由于早期工业城市生活的不舒适性，19世纪的英国城市人就向往乡村生活。在有的英国人眼中，城市只是个聚会场所、工作地点，经过一阵城市生活喧嚣后，人们更愿意返回乡村。乡村不但舒适，空气也比城市好，教育环境甚至收入都可能比城市高。从乡村走出来的精英，发迹后还想着把乡村变得更美好。英国还建立了专门的乡村保护协会。因此，看起来英国人喜欢乡村甚于城市，实则是乡村得到了彻底改造，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已与城市无异。

有学者发现，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交通革命和通讯革命，对乡村改造起到了关键作用。譬如交通成本的下降，使得从外地购运现代建材越来越容易，这就利于乡村住宅的改造升级。交通革命也使人员和产品的流动更为便利。尤其是在汽车出现后，服务业和原本属于城市的工作也能适合乡村居民。结果，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乡村，把乡村作为宜居之地。旅游者、退休者、往返于城乡（在城市工作，住在乡村）的人开始组成新的社区模式。这种郊区城市化和乡村城市化，完全改变了乡村社会。随之而来的通讯革命进一步拉近了城乡之间的距离，电报、电话、收音机、电视机（以及现代化的网络），使得乡村也形成了消费空间。③

农村城镇化使城市生产生活方式扩展到乡村，消除了城乡在现代生活基础设施与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差异，城乡生活质量基本趋同，乡村的面貌也大为改观。乡村成了城市的后花园，因此对乡村的管理也就随之变革。如英国，郡之下创设了城镇区和乡村区两种二级行政区，就是一种城市化深入乡村后的新格局。④两种行政区设立，并不表明城乡被分割，只是各行政区及管理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德意等国则完全实施城乡一体化管理。意大利的行政区划分为“大区—省—市（镇）”三个层级，作为基础层级的市（镇）有7987个。⑤德国的行政区划以“州—市（镇）”体系架构，全国共有3000多个大小城镇。

城市化影响下的乡村，并不只是被动地受改造；如果停留在被动者的层次上，乡村就会变成城市的附庸。而且，随着工业化的进行，特别是随着第三产业的兴起，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越来越低，这就要求以往以农业为主的农村寻找新的经济生长点，打造新的经济部门，为农业人员以外的乡村人口增加工作机会和谋生方式。这样，从20世纪后期起，欧洲农村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普遍兴起了旅游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报告说，2001年，英国乡村旅游业创造了将近140亿英镑产值。旅游业为英格兰提供了38万份工作，而农业部门也不过37.4万份工作。①在英国的科茨沃兹山区，旅游业从20世纪后期成为该乡村区经济新增长点，21世纪更是第一大经济部门，每年接待一日游旅客3800万人，创造收入1.3亿英镑，是英国非城市区经济增长速度之最。据伯克莱银行2007年报告，该地区居民户均收入60,800英镑，远高于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大都市区。②乡村新兴经济部门还有房地产业、农产品深加工业等。

1990年代后，欧盟认为农村可提供促进社会认同、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传统延续等诸多无形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和社会积极发展。由此，从欧盟到各成员国，出现了一种政策转向，将农村视为保存欧洲文明特性的重要资源，将农村景观、传统和文化作为当下发展有益的遗产而加以保护。因此，农村有可能从以往城镇化的“被动受益者”，变成促进欧洲未来发展的贡献者。③这是欧洲农村城镇化的一个最新动向。